2018年5月22日，樊锦诗观看沪剧《敦煌女儿》演出
第一次见樊锦诗先生是在上海，以她为原型创作的沪剧《敦煌女儿》试首演，我在东方艺术中心的后台见到了她。她头发花白，身形佝偻，当时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副瘦弱的身躯，竟然撑起了半部敦煌史。
第二次见樊锦诗先生是在北大，她给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讲座。提问环节，有一个学生说她笑起来好看，她愈发笑得眼睛弯弯，“老彭也说我笑得很好看”。老彭，是她的丈夫彭金章。
第三次见樊锦诗先生是在敦煌，她准备去北京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奖章，省领导来到敦煌研究院给她践行。她的背佝偻了很多，牙齿也掉了一颗，但提到敦煌，她的眼睛里依然有光。
樊锦诗在工作中 孙志军 摄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樊锦诗应国家需要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自此开始了她与敦煌莫高窟长逾半个世纪的缘分。
迎大漠风沙而立 守敦煌半个世纪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年轻时的樊锦诗
“我是念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本里头，有一段专门写莫高窟，我被它深深吸引，我很想能看到它。”樊锦诗先生说，她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是有“私心”的。但正是这点儿“私心”，把樊锦诗和敦煌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56年来，樊锦诗扎根大漠，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化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和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化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
从戈壁滩眺望莫高窟九层楼
莫高窟保卫处的小王今年24岁，在莫高窟工作的这几年，他经常能见到樊院长。“有时候是她带着专家来看窟，有时候也没人陪，她就一个人在窟区那么转悠，看看这儿再看看那儿。都八十的老太太了，那么瘦，敦煌风又大。”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提起樊锦诗先生，眼睛里满是敬佩与心疼。
“干了一辈子，好像不由自主的，我人在外头，在上海，我也想敦煌。”2018年，樊锦诗获颁“改革先锋”奖章，当时她人在上海，“我马上脑子一转就想，想什么呢？想敦煌，想前辈，当然我也想我的先生，他不是走了吗。好像这一辈子在这待着待着，老在那想敦煌。”
1965年，樊锦诗、彭金章夫妇在莫高窟前合影
从“敦煌女儿”到“敦煌女婿”
了解樊锦诗的人都熟悉她和彭金章“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的故事。樊锦诗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丈夫彭金章，自己的家早就散了，自己也不可能在敦煌呆那么久。
1986年，因为樊锦诗不愿离开敦煌，彭金章离开了自己一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系，主动要求调往敦煌研究院，结束了与樊锦诗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他本来是搞夏商周考古，而且是搞教学的，到这儿来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了。”樊锦诗坦言，丈夫为她付出了很多，甚至“小改行”。但彭金章从未有过任何不满。多年来，他的名字似乎一直都排在樊锦诗的后面，身份一直都是“樊锦诗的丈夫”。“人们都说她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
彭金章(中)在北区考古发掘现场 水君摄
彭金章认为，自己本是为了一家团聚才来的敦煌，但到了敦煌后，自己却踏上了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1988年，彭金章开始对原本考古发现甚微的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陆续出土了景教十字架、波斯银币、回鹘文木活字及大量汉文、西夏文、蒙文、藏文、回鹘文、梵文、叙利亚文的文书，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至735个，开启了敦煌学的新篇章。
两人一起在敦煌工作了三十多年，彭金章总说：“将来工作任务完成了，我就跟着她去上海休养，我乐意跟着她。”樊锦诗也曾不止一次想着，等他们两个人都老了，卸下了工作，就一起到处游一游看一看。2017年4月，一向不爱接受采访、不爱上节目的樊锦诗接受了《朗读者》的邀请，因为“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他可能高兴。”
但没过多久，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因癌症逝世。
中秋节那天晚上，呜咽的寒风裹挟着黄沙，樊锦诗一个人走在莫高窟窟前，给她的忘年好友顾春芳发了一个短信。她说：“今天是中秋，我一个人在九层楼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现在非常想念你……”
2018年春节，樊锦诗一个人在敦煌过。她告诉关心她的人，她把老彭的照片放在餐桌前，和老彭一起吃了年夜饭。她对老彭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莫高窟内的彩塑和壁画
坚守大漠 甘于奉献 这就是莫高精神
“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雷锋奖”“改革先锋奖·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最美奋斗者”……多年来，樊锦诗获得了无数奖项，然而，面对这些荣誉，樊锦诗却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
樊锦诗说，敦煌事业、文物保护事业有今天不是她一个人的功劳，自己只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文物保护工作者，也代表了现在活跃在文物保护战线上的人。“我的理解，这次得奖，就是对敦煌事业、敦煌人、莫高窟人这种精神，为之奋斗的理念的一个奖励，一个激励。”
照片中三代院长同框，分别是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
从“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到“艺术导师”段文杰，再到“敦煌女儿”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75年事业发展的背后，凝聚的是几代莫高窟人的心血。他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属于莫高窟人独有的精神特质，这就是“莫高精神”。
“这个精神好像很虚，但你要是什么物质的东西坏了，我可以再造；精神坏了，那就没法了。尽管它是个虚的，可是没这个虚的精神哪来的实的物质？”樊锦诗说。
自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起，樊锦诗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她到现在还认为自己当时“上了记者的当”，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在樊锦诗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封面上，樊锦诗这样定义自己：“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我只要一息尚存，我还应该为敦煌事业做出一份努力。”樊锦诗说，“敦煌永远是我的心归处。”
原文链接：（光明网 2019年0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