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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一九年前后，我国青年学生中蓬勃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它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又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而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坚定走十月革命道路，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光荣革命传统。今天，在我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长征途中，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回忆当年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倡导、组织下，我跟随蔡和森、李富春、蔡畅、陈毅、李维汉、肖子璋、陈绍休、贺果，以及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等同志，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经过，心情无比激动。由于时隔六十年，回忆的情节难免遗漏和不准确，望同志们予以补充、指正。
留法勤工俭学，最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一些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他们为了向西方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动员一些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十月革命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看到学习外国革命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经验的极端重要性，在湖南、四川、广州和北京等地，更加积极倡导和组织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在湖南，积极倡导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是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我就是在他们倡导和组织下，从一九一八年起，开始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
一九一七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因为是师范附小，只收伙食费，不收学费，所以，我们穷苦人家的少年才能进校读书学习。我在附小读书期间，李维汉同志担任国文教员，肖子璋（肖三）同志担任音乐、英文教员，陈赞周（绍休）同志担任物理教员。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肖子璋和陈绍休同志还组织部分同学成立了“童子军”。我和任培国（即任弼时同志）、任培安（弼时弟弟）、肖拔等人都参加了。在星期天或节假日，肖子璋和陈绍休同志还带领我们到岳麓山野营，借以锻炼身体，增长知识才干。我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正在第一师范学校第一部读书。我记得，毛泽东同志的作文曾经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礼堂里展出，我们附小的同学看了以后，都很佩服。由于毛泽东文章出众，贺果田径超群，当时一师流行一种“文是毛泽东，武是贺果”的说法。我记得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肖子璋、肖子升等人，当时以湖南长沙楚怡学校为根据地，经常集会，谈论挽救中国的问题。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附小的主事后来是毛泽东同志。
一九一七年冬，我从附小毕业了。家中没有钱再供我读书，我只好返回老家——湖南省益阳县岳家桥，同我的父兄一起种田。我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对这种失学的痛苦，感受还是很深的。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机会再去学习。
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战争驱使许多国家的大批劳动力去前线当炮灰，造成了田园荒芜，农、牧业和工业大量减产。法国也遭受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人员死伤惨重，劳动力极端缺乏。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惨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宰割。英法帝国主义就从中国招募华工数十万人，去为他们制造军火，修筑道路，或在码头、车站装卸货物，或在食品厂、机器厂等处当工人。所以在那里，很多行业都有华工从事艰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正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同志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了“勤于做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号召中国广大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吴玉章同志早在一九一二年夏天，就从四川动员了一批青年到法国去留学，据吴老回忆说，何鲁等人就是这次出国的。因为交通不便，又不安全，在大战期间，去法勤工俭学的人很少，大战结束之后，发展很快。他们在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四川、广东等省还设立了分会，组织勤工俭学活动，同时还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也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一九一八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同志，在湖南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中国的出路问题。恰在这时，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给毛泽东同志来信，告知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新民学会专门讨论了组织会员和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问题。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从此，毛泽东、蔡和森等同志便着手积极组织，进行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
大约在一九一八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家乡突然接到我的老师陈绍休来信，告诉我说湖南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招收穷苦不能升学的青年北上，进勤工俭学预备班，要我马上去长沙湖南教育会报到。接到信后，我非常高兴，立即凑了一些路费，赶到长沙。当时教育会的负责人之一是徐特立同志。为了作好出国准备，北京华法教育会分别组织了几处留法预备学校，例如北京长辛店留法高级预备班；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级预备班；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的留法工艺实习学校，是个初级班。我是被分配到河北布里村的预备班去的。
到长沙报到后，住了二十几天，我们一行二、三十人，由陈绍休带领去保定。同行的有肖拔、侯昌国、孙发力、颜昌颐、熊信吾、王人达兄弟等。我们乘车到保定时，站台上有不少人来接我们。还有人给讲了话。我记得在欢迎我们的人群中有蔡和森同志。后来据贺果回忆说，蔡和森和毛泽东同志等是特意由北京到保定，来迎接湖南学生的。他们把我和一部分同学安置在保定车站附近的泰安栈住下，另一部分住到了保定第一客栈。
到达保定的第二天，蔡和森等同志带领我们到市内一座不大的公园去聚会。公园内有一个小湖，湖旁甬道环绕，湖边假山重叠，风景宜人。我们这些人当中，有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欧阳钦等同志，我们还乘兴在湖边留了一张合影。游罢公园，我们去看了附设在保定有德中学的留法高级预备班。育德中学的学生宿舍在校园里边，留法高级预备班的学生宿舍在学校附近的一座大庙里。
在保定住了不久，我们留法初级预备班的同学，就由蔡和森同志带领前往布里村去了。由保定到布里村，约计八十华里。当时没有长途汽车，我们是坐骡子拉的带蓬的大铁轱辘车去的。蔡和森同志当时腿有病，手里拄着一根棍，但在旅途中，仍然非常关心大家。我们一路上，心情非常高兴，有说有笑，大约在当天下午，到了布里村。
布里村是个不大的村庄，离高阳县城十五华里。这里处在冀中大平原，四周一马平川。留法初级预备班为什么会设在这里呢？因为这里原来就有一个留法预备学校。那是当年华法教育会创办人之一李石曾办的。李石曾是高阳县人。他早年留学法国，是个无政府主义分子。辛亥革命前，他曾在法国办过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后来又在巴黎开办了豆腐公司，并从高阳县一带招募了一大批华工到法国去。所以，当时人们把高阳叫作“华工之乡”。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之后，李石曾等人在布里村办了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限为一年，以学习法文为主，同时学习文化课和粗浅的工艺技术。开始时，学校设在布里村东南角的一座三合院内，一九一八年秋，迁到布里村西南边的新校址，并改名为留法工艺学校。学校还附设一个简易工厂，设备虽少，也还可以学到一些粗浅的锻工、钳工工艺技能。这所工艺学校就是我们的留法初级预备班。后来，李石曾在政治上已经走向反动，但他从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送了一些青年到法国去留学，在客观上对社会还是有益的。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课程，有国文课，法语课，还学些物理、化学知识。此外就是经常到学校的简易工厂学习技术。厂子里的工人师傅很热心地教我们操作机器，使我这样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开始懂得了一些工艺技术知识和一定的操作技能，这就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作了初步的准备。
在布里村学习期间，最受我们大家尊敬的是蔡和森同志。他比我们大几岁，是我们的负责人。他负责带队，管理我们的思想、学习和生活，就象现在我们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一样。他的思想进步，生活俭朴，待人非常热情，工作兢兢业业。为了安排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奔波着。我们从湖南来的几十名青年，年龄普遍都比较小，我当时只有十五岁，还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很多事情自己想不到，也办不了。连我们的学习费用，伙食费，甚至零花钱，都是由蔡和森同志到社会上募捐，或是到华法教育会去筹措的。平时，不论吃的、住的、学习、劳动，他都为我们安排得非常周到。我们大家倒是很省心，所以能够专心愉快的学习。蔡和森同志既是我们的同学，又是我们的老师，他和我们同时学习法文，又当我们的国文教员。学校没有体育课，他却非常注重同学们的体育锻炼。在课余时间，他教我们练习武术。他还在学校前边的空地上，挖了一些和脚一般宽的土坑，要我们从土坑内直着腿往外跳。
我们在思想上受蔡和森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也是很深的。蔡和森同志帮助我们初步了解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我记得，他平时非常注意报纸上的消息，特别关心十月革命的情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形势。他分析问题的能力很强，很能说服人。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蔡和森同志经常给我们读报，讲时事，宣传十月革命，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每当读到布尔什维克在前线胜利的消息时，他总是兴高采烈地挥动胳臂大声说：劳农专政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蔡和森同志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十月革命的强烈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一九一九年初，蔡和森同志去北京，我和几个同学从布里村来到保定去送他。那天正是旧历除夕，火车厢内空荡荡的。这一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旧历除夕，中国传统习惯是全家团圆的日子，而蔡和森同志却不顾天寒地冻，北风呼啸，独自坐在那空荡荡的车厢里，为勤工俭学运动，为中国革命而思虑，而奔走，我们的心里深受感动。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次离开后，我们大家都日夜想念他。
我们在布里村学习了将近一年。一九一九年的春夏之交，我和一部分同学从布里村留法初级预备班来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级预备班。这里的教员、教学和工厂设备条件，都比布里村好一些。我们到保定时，先在这里学习的青年张昆弟、李富春、李维汉、欧阳钦、贺果等同志已经毕业去上海，在那里通过华法教育会办手续，等候乘船去法国。我们就住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即育德中学附近的破庙里，继续学习法语和工艺技术，并且仍然坚持体育锻炼，每天清晨沿着护城河练长跑。在这里学习时间不长，由于我们急于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很快就到北京，去找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去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底六月初，正是五四爱国民主运动进入高潮时期，我们来到北京。一到北京，就和北京青年一起，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六三”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记得，我们当时同许多青年学生一起，到北洋政府所在地新华门前去示威**，抗议军阀政府镇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全部释放“五四”被捕学生。我们在新华门前的院内坚持了一天一夜，晚上就露宿在新华门前的院子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大家情绪饱满，斗志昂扬。各界人士出于爱国热忱，纷纷给我们送来饮料和食物，这更使我们忘掉了疲倦，增强了斗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政治运动，广大革命群众那种高涨的革命情绪，为祖国独立解放而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在北京期间，我们十几名湖南青年，经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介绍，住在后门外豆腐池胡同九号。这是杨开慧同志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老先生的住宅。他非常热心地支持我们赴法勤工俭学，不仅把自己的家腾出来让我们住下了，还多方呼吁，为我们捐款筹借路费。杨老先生当时正在北京西山养病，为了给我们腾房子，他把全家都搬到西山去了。这对我们是多么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事实说明，象我这样一个幼稚的农村青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同志的正确引导和教育，没有杨昌济老先生和杨开慧同志的亲切支持和关怀，是没有条件参加六三运动，经受五四的战斗洗礼的，当然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是我终生引为自豪和感到无限幸福的。这些前辈们已经纷纷离开人间，但他们对我的亲切关怀、给我的温暖和教诲，将永远存留在我的心中。
我们在北京，一边参加五四爱国运动，一边积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每天的生活都很紧张。我们经常派代表去找熊希龄，要求解决赴法路费问题。熊希龄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还掌握着湖南省的大笔公款，但他总是推拖不予解决。我们都是些离乡背井的穷学生，家里无法接济，时间拖长了，吃饭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只好一面继续交涉，一面自己找点工作做。经人介绍，我进了北京的权度制造厂当杂工，自天到工厂干活，晚间去到一个私人寓所学法文。
大约在一九二〇年初，我同肖子璋等同志一起到了上海。因为还没有弄到赴法的路费，还是没有法子出国，只好在上海又进了一个湖南资本家聂云台开办的恒丰纱厂去作工。直到这一年的四月，熊希龄才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同意贷款给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每人四百元光洋。其中一百元是赴法船费，二百元是赴法后的学费和生活费，六十元是制作出国的服装费，四十元是杂费。此外还规定，到法国以后，要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于三年内储款还清。尽管如此，旅费问题总算是解决了，我们是非常高兴的。这次得到贷款的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四十人。其中包括北京法文专修馆毕业生二十人，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生十六人，另外还有长辛店预备班二人，天津水和厂实习生二人。我当时是以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生的名义去领取贷款的。同我一起去领贷款的还有肖拔、侯昌国、娄绍丞、孙发力等人。我们几十人从上海霞飞路湖南善后协会贷款经理处借到这笔旅费后，就等着起程去法国了。
二
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我和肖子璋、肖拔、孙发力等同志一起，乘法国邮船“阿芒伯西”号，离开熙熙攘攘的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我们这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生约有一百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湖南、广东、四川的较多。这些人中除少数家庭经济宽裕的，是自筹款项，大部分都是向华工局或省教育会贷款解决旅费问题的。同船前往法国的，还有赵世炎和傅钟等同志。
我们买的全是四等舱船票，所谓四等舱，就是邮船最底层的无等统舱。在大统舱里装了不少活牛，这是因为船上没有冷冻设备，蔬菜又少，带着活牛以备航海途中现吃现宰。我们几百人就睡在牛栏旁边。那时已经是夏天了，统舱里闷热，加上牛粪，臭气熏天，船身又摇幌不止，很多人头晕呕吐，吃不下饭。一路上是很遭罪的。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据说沿途水中还有鱼雷没有扫清，精神上的压力很不小，很怕船只碰上出事。为防万一，船上给每人发了一串软木塞，作为救生工具。
我们乘坐的这艘邮船，从上海启程，经香港、海防、西贡，绕过新加坡，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又经非洲东部的吉布提，之后进入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从塞得港进入地中海。在波涛起伏的大海之中航行了四十多天，才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最大的商港。那里有石油加工、化工、机械制造、造船、纺织、橡胶等工厂，是法国对亚洲、非洲、大洋洲的主要贸易港口。
到达马赛港，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的代表和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在码头上接待了我们。上岸后，大家感到异常奇怪，中国驻马赛领事馆的领事居然是一个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真是咄咄怪事。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无不感到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后来才得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原来因为战后的马赛社会秩序很乱，北洋政府怕中国人当领事对付不了法国马赛那些地痞流氓，不能应付纷乱局面，特意请了一位法国人替中国政府当领事。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刺激，堂堂的中国政府竟连一个驻领事都派不出来，足见它的极端腐败无能了。
我们在马赛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分别被送到法国的蒙达尼、木兰、枫丹白露等地，先在那里的中学继续学习法文，同时等待工厂招工。
我们从湖南来的青年，大部分被分到巴黎以南的一座城市蒙达尼。先前到达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富春等同志，还有新民学会的其他会员，大部分都在这里学习。这里有两所学校接收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一所是蒙达尼公学，我们中国男同学大部分在这里补习法文，就住在学生宿舍的三楼上。还有一所是蒙达尼女子公学，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以及后来的郭隆真等都在这个女子公学学习。蒙达尼公学的付校长叫沙博，是法国社会党人，比较同情我们。所以，我们除了学习法文之外，还可以阅读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共产党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进步报刊。
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集中在蒙达尼。他们同国内毛泽东同志有密切联系。在法国这方面主要由蔡和森同志领导。开始是几个新民学会会员集结在一块研究会务，研究组织等问题，以后又有其他许多同志参加他们组织的学习活动。他们经常组织我们学习一些政治理论和时事。具体领导人是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同志们学习活动的地点是在蒙达尼市一个公园里。因为学校里没有地方，又因为学校里很多人不是信仰我们一个主义的，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还有别的什么主义，我们是信仰马列主义的。我们讨论的问题很多，如人生观，宇宙观，物质第一性，存在决定意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争论得最多、最激烈的，是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当时大家思想非常活跃，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有时连续辩论好几天。在这些辩论中，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发言最多，观点也最明确。他们坚决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反对改良主义，坚决拥护十月革命。我们这些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在国内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混战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之苦，又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又学过一定的科学技术，对科学和民主是十分向往的。但是在出国前，还很少了解十月革命，也很少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时看到那么多的报刊杂志和书籍，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感到非常新鲜，至于这些主义的本质区别，谁是谁非，哪个好哪个坏，一时还分辨不清。认识得比较清楚，旗帜鲜明的，开始时只有蔡和森等少数同志。他们的态度明确，坚决主张中国也必须象俄国那样，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为了寻求真理，探索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部分新民学会会员，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贺果、任理、张增益、李林等，于一九二〇年组织了“工学世界社”。这个“工学世界社”实际上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分支组织，它的宗旨是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赞成十月革命。在同年秋冬时节，在蒙达尼公学召开了一次“工学世界社”全体会议，到会的有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罗学瓒、贺果、李林、颜昌颐、肖子璋、张增益、任理、陈绍休、付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肖拔、薛世伦、郑延谷、成湘和我，一共三十多人。李维汉等同志还特意请蔡和森同志到会给大家讲话。我记得，他讲的主要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会上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坚持勤工俭学到底，有人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改造社会。蔡和森同志在会上发言次数最多，也最有说服力，大部分社员都接受了他的见解，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
一九二一年，留法的勤工俭学学生，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一次是巴黎“二八运动”，一次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这两次斗争，我都亲身参加了，并受到了很大教育。
巴黎“二八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呢？我国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从一九一九年开始，到一九二○年底，出现了空前的热潮。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达一千六百多人。这么多的学生要在短时间内都找个适当工作，既能勤工，又能俭学，是很困难的。所以，大批学生到法国以后，工作无着落，只有依靠从华法教育会领取的维持费维持生活。这样的学生有好几百人。但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中旬，华法教育会突然发出通知，竟宣布他们从此与勤工俭学学生断绝经济关系，并勾结驻法中国公使，扬言要把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这种倒行逆施，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极大愤概。二月下旬，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李维汉等同志带领在蒙达尼中学的大部分勤工俭学生来到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商讨斗争对策，决定发动一个求学运动，提出了向北洋军阀政府要“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从巴黎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向驻法公使陈（竹录）**，进行说理斗争。我参加了这场斗争。我记得，当时法国政府不让我们结队游行示威，派了大批警察，甚至出动军队，驱赶徒手的学生。有的同学被军警的枪托和警棍打伤。我还亲眼看见一名同学，在跑回自己住处的路上，因为人太多，从电车上挤下来被车压死的惨状。这位同学是四川人，叫王木，他死得很惨。这次斗争习惯上称为巴黎“二八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使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作了一定让步，答应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天五法郎的维持费，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这次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我们获得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二八运动”后，我们采取两种办法继续找工作。一个办法是由勤工俭学会组织介绍。再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自己写信给一些工厂，自我介绍能干什么工作，有什么技术，通过个人联系，等工厂回信就去作工。我就是通过这后一个办法，在里昂附近的圣太田一家汽车工厂当车工的。工厂的名字叫列夫列芙。这个厂里的华工和勤工俭学生较多，大部分是作杂工、临时工，工资很低，劳动强度很大，很多人身体支持不住。我因为在国内已经多少学会了一些技术，当上了车工。每天的工资十法郎左右，除了房租费、伙食费和其他零用钱，余钱很少。女同学的生活就更苦了，法国工厂有个规定，男女同工不同酬，有些女同学虽然和我们做同样的活，工资只有男工的一半。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能够找到工厂做工，就已经很不容易，进了工厂在语言和技术上的困难就更多了。很多同学为了挣几个钱吃饭和学习，简直是什么工作都干。有点技术的能当上钳工、旋工、车工，这是比较理想的工种；没有技术或有技术人家不用的，当临时工、杂工，也得干。还有的同学跑到码头、车站，当搬运夫，去搬运行李、倒垃圾，也有到饭馆去干点杂活，搞几个钱的。总之，什么苦差使我们的同学都干，以便挣钱维持生活，继续学习。
同学们为了寻求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密切地注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蔡和森同志到法国之后，在很短时间内，收集了许多马列著作、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猛看猛译”，一面讲给我们听，一面写信介绍到国内进行传播。他当时曾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与叛徒考茨基》等著作，还有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我当时的年纪小，文化水平又不高，这些著作中所讲的许多道理，一时还理解不了，但是，从蔡和森、陈绍休、李富春、李维汉等年长一些同志的谈话或辩论中，我也已经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好，只有象俄国革命那样先把中国的军阀政府推倒，再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剥削的新社会，那是最理想的了。在国内参加五四运动的情景，也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感到对那些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有钱有势的人们，那些反动的统治阶级，单靠**、游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当听到蔡和森同志反复宣传要采用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干，通过阶级战争实行劳农专政的正确主张时，我认为非常正确。我从这个时候起，就非常向往苏联，很想亲自到俄国去看一看那个新世界。
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我在法国勤工俭学近两年时间里，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给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造成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动员的总兵力约计七千多万人，其中死亡一千多万人，伤残两千多万人。此外由于饥饿和传染病而死亡的，也有数百万人。仅法国就死亡一百四十万人。至于在经济上造成的巨大破坏，当然就更严重了。由于战争的灾难加剧了法国的阶级矛盾，战后法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很高涨。一九一八年五月，爆发了最大一次政治罢工，有二十五万人参加，革命的工会还在我工作的圣太田召开了劳动联合总会代表大会，表示同情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十月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激烈地反对法国军队对苏联的武装干涉。这时，法国社会党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党员投靠帝国主义政府，大多数党员仍然忠于工人阶级，他们于一九二○年十二月正式建立了法国共产党。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是十分方便的。
一九二〇年冬，周恩来同志来到了法国。他到法国后，立即投身到法国的工人运动中去，经常到矿山、工厂调查了解工人情况。一九二一年底，英国爆发了煤矿工人大罢工，这时周恩来同志马上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的长篇报道，高度赞扬英国的煤矿工人团结战斗精神。我知道了这篇报道深受鼓舞，不仅增强了斗志和信心，而且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决心象周恩来同志和蔡和森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投入战斗。
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同法国的工人群众逐步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法国政府却百般刁难我们。他们把我们这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看成是“过激派”，多方进行限制，阻挠我们进行政治活动和求学活动。我们在国内受封建军阀政府迫害，在法国则受到它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同样待遇。于是，我们同法国政府和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矛盾一天天加深、激化。一九二一年占领中法大学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上爆发的。我们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最后被法国政府武装驱逐回国，也是基于这个根本矛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二一年夏，吴雅晖等人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建了一所中法大学。学校大门口上的横幅用中文写着“里昂中法大学”六个大字，上边还有法文的同样几个字。我们看到校舍修膳完毕了，都以为学习有个好地方了，所以很高兴。但是，校长吴稚晖竟从国内招来一批有钱有势的官僚地主资本家子弟，拒绝从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招生。这就激起了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愤慨。当时勤工俭学生的领导人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决定由各地抽调一批人组成“先发队”，于九月二十日从各勤工俭学点分赴里昂，占领里昂中法大学。当时听说吴稚晖从国内招收的一百二十多名学生，可能于九月二十四日到马赛，二十五日到里昂，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先发制人，占领校舍。
我当时正在圣太四列夫列芙工厂当工人。一天，我接到巴黎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会通知，要我们马上派代表到里昂集合，占领中法大学。我和廖开（湖南人，在圣太田劳动时同我住在一起）代表汽车工厂的勤工俭学生，于九月二十日晚奔赴里昂。到达里昂的第二天早晨，各地来的一百多名勤工俭学生代表已经聚集在中法大学校门前的大院子里。学校的大门紧闭，不准我们进去。我们问，为什么不叫我们进去呢？看门的人回答说，必须等校长（指吴稚晖）来了才能开门。我们同他们交谈了半天，就坐在院子里不走，大家商量怎样继续斗争。我记得蔡和森等同志还带来了油印机和纸张，有人起草告里昂市民书，一边起草，一边研究，同时刻蜡版、印刷。我们搞了许多法文传单，散发到街上去，向里昂市民呼吁：我们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们要求上中法大学学习，中法办的大学，现在不让我们进去，请市民主持公理。我们也是中国人，希望声援我们的正义合理的要求。在这同时，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立三等同志，代表我们直接同校方进行交涉。九月二十二日，法国政府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相勾结，派来一大队武装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强迫我们立即离开中法大学。我们毫不退缩，坚持斗争，抱着“誓死争回里大”的决心，紧紧地围坐在校门前的草坪上，拒绝离校，并抗议法国政府迫害中国学生，反对法国政府的暴行。
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坐在外面也不允许了，法国政府竟命令军警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把我们押上囚车，送到里昂郊外，囚禁在一个兵营里面，并骗取了我们的侨居证。在兵营关押期间，我们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十月十号，我们在兵营里宣布绝食一天，以示抗议。这时，留在兵营外边的勤工俭学生向警予、李维汉、肖子璋、徐特立等同志，多方进行联络，奔走呼吁，争取声援，并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交涉。当时我不认识周恩来同志，事后知道他自始至终参加并领导了“二八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并且详细写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大波澜》的报道，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代表团法勤工俭学生向国内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反映了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迸发出来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气势。
在我们宣布绝食斗争以后，陈（竹录）和吴稚晖等害怕事态扩大，便阴谋勾结法国政府，给我们扣上在法国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视为“激进分子”然后全部押送回国。十月十三日深夜，法国外交部和里昂官厅，突然率领大批武装军警，冲进兵营，强行把我们全部一百零四名徒手的学生押上因车，送到里昂附近一个很荒辟的货车站，改乘火车，把我们押到马赛。十月十八日又是在深夜里，我们在法国武装人员的监护下被迫离开马赛，登上了武装甲送我们回国的邮轮。
三
我们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兵营囚禁了将近一个月，突然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回国，这使我们对法国政府产生了极大贲倡，同时也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反动面目。
毛泽东同志生前经常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迫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事实就是这样。法国政府武装押送我们回国，迫使我们想到了很多问题。彻底地打破了实业救国的迷梦，进一步坚定了“走俄国人的路”、靠马列主义救中国的决心。
有些人出国勤工俭学时，满以为到外国学些技术回来办工厂，搞建设，把国家富强起来。现在才如梦方醒，懂得国家政权不改变，大权还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手里不但技术学不成，工厂办不了，就是办起来了还是在人家底下，还得受人家支配。中国的资本家开的工厂不少了吧，还不照样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和欺负，有哪一个能把中国救活了呢？大家普遍认识到，国家政权是一个大问题。在勤工俭学的过程中，蔡和森同志就是经常讲政权，告诉大家，无产阶级没有政权什么也办不成，要想把中国搞好是不可能的。林彪、“四人帮”也是讲权的，但他们讲的权，是要从无产阶级手里夺权，要我们劳动人民倒退到旧中国的无权地位去。他们为什么要把老干部打倒？因为老干部为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权。老干部打倒了，他们就可以复辟、变天了。由此可见，权确实是个大问题。十月革命，就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从地主资产阶级手中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夺取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才当家作了主人。我们在法国的时候，经常讨论的正是这个根本问题。这次被迫回国，更加深了我们对采取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认识。我们更加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靠十月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只能靠社会主义来解决。这是我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在被迫离开法国的时候，我们的行李、衣服、书籍、用具等等都留散在法国了，许多同学身无分文，沿途生活困苦不堪。而我们途经的各港口，又都不准我们上岸，完全失去行动自由，这就更增加了回国路上的艰难。当邮船途经香港时，押送我们的法国兵登岸撤走了，我们才恢复了行动自由。在海上航行四十多天，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回到了上海。
我们这次被押送回国的一百零四人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我记得有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张昆弟、贺果、颜昌颐、罗学瓒、刘明俨、肖拔、郭春涛、鲁易等人。途经香港时，蔡和森、李立三、张昆弟、贺果等二十多人，为了给这批回国的学生募捐和宣传被迫回国的真相，他们上岸改乘火车，先行到达上海。
我们乘邮船到达上海时，全市学生界、商界，都派代表来码头慰问我们。我们当即组织了“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团”，推举了陈毅等同志为代表，到报社发表谈话，控诉北洋政府勾结法帝国主义迫害我们的罪行。那时候上海各大报纸几乎天天登载有关被迫回国勤工俭学生的活动和各界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关怀的消息。上海工商学界，还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困难，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也允许我们免费入学。我和廖开到中国公学去学习了一个时期，因为那里是用英语讲课，我们听不懂，没办法，就离开了学校。
从法国被迫回国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投入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革命洪流，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们党的骨干。蔡和森同志到党中央工作，陈毅同志回四川编辑《新蜀报》，李立三同志回到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去了。我后来转到广东国民革命军飞机制造厂去工作。不久，又由工厂把我送到国民革命军飞行学校去学习。一九二五年毕业后，由国民革命政府送到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我于一九二六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一九一八年初开始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一九二一年底被押送回国，在这前后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也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比较完整的过程。我在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对我接受马列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对我一生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时至今日，我总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经常回顾这段历程。从对这段经历的回忆里，我不断地吸取了力量，增强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我认为，作为一个青年，一个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最重要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任何条件下，不管是多么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安定幸福的建设时期里，都要把党的事业和国家民族利益摆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方面，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许多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要永远向他们学习。这里有已经去世或牺牲的，这些同志有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郭隆真、王人达、张增益、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陈毅、向警予、颜昌颐、赵世炎、熊雄等同志；有至今还在为党工作的，这些同志有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维汉、贺果、肖子璋、李卓然、江泽民等同志。这许多的同志，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或正在继续做出伟大的贡献。
今天，在隆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象老一辈革命家和五四运动先驱者们那样，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保持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以祖国繁荣富强为己任，紧紧跟上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同心同德搞四化。我们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百折不挠地去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英勇奋斗。我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我一定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继承我们党的创始者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奋斗到底。（徐建源 王发年 赵国志 记录整理）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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