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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是值得怀念的，这不只因为她是北京大学的旧址，更重要的乃是她与五四时代的一些人和一些事的关系分不开的，首先这就是与青年时代的毛主席以及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烈士的关系。
现在在沙滩红楼第一层的东端，还保留了“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和“李大钊先生纪念堂”。红楼本身虽然已经不属北大了，可是这两个纪念的地方谁又舍得去搬动它？解放初期，北大师生是怀着难以言谕的喜悦和怀念之情，把这两个地方布置起来的，现在每一走进这里，就会使我们对自己伟大的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产生无限亲切的感觉，好象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仔细看看其中的陈列品，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课最细致最深刻的思想教育。这里还悬挂着郭沫若先生所写的《咏红楼》一诗，说：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
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
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郭老这首诗，确实写的不坏，他在短短几行里，就把我们怀念红楼的道理和心情，都给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十分透彻。
红楼是在五四运动前一年落成的（一九一八年八月），原想用作宿舍，建成以后，改为文科教室。一九二○年起实行新学制，废止分科办法，这才改称第一院，（第二院在马神庙，是六十年前初建校时的校址，第三院在北河沿，是清末译学馆并过来的）但是大家一般都称她作红楼。
红楼落成后，第一层几乎全部辟为图书馆；当时设有十四个书库和五个阅览室，此外还有办公室。就是在这时候，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来到这里工作。李大钊烈士也是在这时候被任命为图书馆主任的。
我总想毛主席当时除去图书馆的工作之外，一定还在红楼之中有许多其他活动，他一定经常到阅览室去看书，更常到阅报室去看报，还一定和不少人进行过谈话，讨论问题，以至于在工作的余暇去上课听讲下课思索等等。想来这必然都是会发生过的事，只是没有什么记载。今天偶而翻看校史材料，忽然发现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二月二十日“北大日刊”上，有这样一段报道说：
“新闻研究会于十九日午后在文科第三十四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会员对于起草员所拟之简章，略加修正通过。随即选举职员，结果为校长当选为会长……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二十四人”。
我看到这一段非常高兴。这里所说的校长就是蔡元培先生，开会的地方既是文科教室，那就一定在红楼，只是不能说明当时的“第三十四教室”今天是哪个房间了。论时间，这不过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个多月的事情，这个新闻研究会人数虽然不多，但由校长来作会长，足见是很郑重其事的了。而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会在这时期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在三月七日的《北大日刊》上，又有如下一个启事说：
“新闻学研究会启事：本日晚七时半，本会敬请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在理科十六教室讲演，会员诸君，务早到会为幸。”
“守常”就是李大钊先生的名字，李大钊先生当时在北大讲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课，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第一人，新闻研究会请他来作讲演，实际上这也就是又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毛主席当时在北大红楼工作，不但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而且也结交了一些思想前进的师友，李大钊先生虽是老师一辈的，在同辈之中，后来为党的革命事业献身的邓中夏烈士就是其中一个。也是在《北大日刊》中十月二十三日一期有邓康（即邓中夏）一段启事说：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从这段启事里，我们不但知道当时邓中夏烈士是毛主席的好朋友，而且还知道毛主席在当时是如何活跃的一个青年，启事之下不但刊登了毛主席亲手拟订的“问题研究会”的章程，而且在章程中第二条下还列出了要注意解决的七十一项大问题，有的大问题中还包括了若干小问题，例如“教育问题”与“女子问题”各包括七十个小问题，“劳动问题”也包括有十五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关系、民族运动以及于婚姻家族制度、勤工俭学、社会主义的实施等等，可以说凡是当时国内以及世界大事无不包括在内，足见青年时代的毛主席胸怀如何广阔，眼光如何远大。这正是我们每一个青年人所要学习的好榜样。
以上只举一两个例子，说明我们如果下点功夫，还可直接间接找到青年时代的毛主席在红楼生活和工作的一些情况，这对我们继续学习和工作在北大的师生，应该是特别亲切，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当时，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红楼又成了这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后在向反动势力作斗争的岁月里，它又是黑暗中革命火焰的象征。红楼的“红”字，这时听来格外响亮，格外有意义。它已不再是专为说明这座楼的颜色的一个形容词了，她有了远为深刻的意义。
还必须提起的是在解放以前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年月里，红楼所起的作用。这时红楼以内，由同学自己主办了一个“孑民图书馆”，所借阅的都是进步书刊，这在当时同学的思想里，起了一面旗帜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时的红楼，临街而立，好象还起了一道反迫害的“长城”的作用。“长城”的后面，是一片辽阔的广场，这片广场成为这一时期北京古城里革命青年集结为一个巨大的群众力量的中心。从这里出发，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导向人民解放的英勇斗争，从此人们给它起名叫做“民主广场”。“民主广场”在我们的思想上永远是和“红楼”联系在一起的。
一九五二年迁校之后，红楼虽然依旧健在，当初的“民主广场”却已盖起了新的高楼大厦，这说明它已完成了自己光荣的历史任务，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而红楼以内的“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和“李大钊先生纪念堂”，却依然被十分妥善的保留着，没有人肯于搬动她。……如果说红楼在旧中国一直是进步文化的堡垒，那么在今天她又象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地方。红楼是光荣的、可爱的，她将永远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原文载于《中国青年报》 1959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