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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川：民族复兴与文化自觉
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是一种有别于简单的儒家复兴的、全新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包容、大度、高远为特征。它的内容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传统的儒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已经破产百年。我们的任务绝不仅限于将它重新捡起、重新包装、重新体系化。相反，对于其中大量的负面的恶质文化，那些早已伴随着中国晚期古代社会的腐朽而腐朽的文化内涵，“五四”先辈早已控诉、批判过的，我们今天更应痛加扬弃！要特别警惕这类落伍和保守的东西乔装打扮，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建设服务，那将是饮鸩止渴，危害性极大。只有在体系破碎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将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部件、若干内容，如大家所熟知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精心细心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中国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之中。
第二，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同样已不堪作为我们的楷模，不能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期待的那样，“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这是因为，西方文化体系同样有其负面与恶质的文化内涵，这是我们始终要予以拒绝的。同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体系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相遇的时候，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强势态势出现。这是一种体系性、结构性的强势，是一种深入骨髓、积淀在基因里的强势。特别是发展到今天，以美国当权集团为代表的文化强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截了当、明目张胆、毫无伪装。例如，西方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就公开主张美国作为“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有效控制全球交流；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照这种理论，美国政府明确认定美国价值观乃是普世全球的。试问：难道我们中国和东亚各国人民所要建设的，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霸道的文化体系么？难道中国再次崛起以后，也要象今天的美国一样，顶着自我标榜的文化桂冠，对其它文化抱着高高在上、渺视一切的蛮霸态度，强行直至用武力输出中国的理念与价值体系么？显然，对于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系，我们理当断然拒绝。我们要汲纳的，同样也是西方文化中的若干优质部件与内涵，精心、细致地挑选出来，加以时代性，社会性的改造，将其融入我们正在构建的新文化体系中。
第三，对于中国和西方以外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同样采取开放的态度。大体而言，这些文化从体系上讲类似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要汲纳的，也重在其优质部件与内涵。
我深信，21世纪的中国人将以科学的指导思想来检阅本土的、西方的和世界其他的文化，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构建起自己的新的中国式的文化体系。在文艺方面，维柯早给我们指示了这样一种文化意境：“谁也不会因为哥特式大教堂或中国式庙宇不合古典美的模式而说它们丑，谁也不会认为《罗兰之歌》野蛮粗俗，不值得和伏尔泰精致完美的《昂利亚德》相提并论……我们以乐于去理解的一视同仁的态度，欣赏不同时代的音乐、诗和艺术。”
我们主张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决不发出弱者无助的呻吟；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有着共生的平等机遇。我们的文化自觉，明确主张选优汰劣。但要淘汰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负面劣质，而绝不是淘汰那些目前暂时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选择的，应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而绝不是对着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顶礼膜拜。
（何芳川，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教授。本文摘自北京论坛2005主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