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归来 | 罗祎楠：回到北大，他回到自己的精神故乡
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总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2018年，罗祎楠走进阔别已久的燕园，来到北大政府管理学院任教。当他听见窗外鸟鸣，与师生交谈时，他感到那个熟悉的北大瞬间回到了他的面前。在他心中，北大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让他的精神得以安放。
彼时，距离他从北大历史学系毕业已过去了16年。其间他在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继而前往哈佛大学深造，最终走向了如今的学术研究道路。离开园子那么久，前往无限广阔的世界，他却依然在北大赋予的精神家园中成长。
对罗祎楠来说，“北大人”的身份和“北大精神”早已烙印在他的生命中：“为新”的学风和思维方式，以其润物无声的力量深深影响着当时还是本科生的罗祎楠；这里所启发他的“为己之学”则令他作为一名北大教师，如以往教导他的那些先生们一样，向自己的学生们传承着北大精神。
二十年来，无论他前行多远，北大都是他永远的精神故乡，是他永远的朝向。
体会“历史的思维方式”
童年时代，罗祎楠就深深地被历史的魅力所吸引。高中时，他便是全班历史成绩最好的学生；填报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北大历史学系。
1998年，罗祎楠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然而，真正来到这里，罗祎楠才意识到，过去他所接触到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种被称为历史的知识。
大一时，罗祎楠的班主任、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李隆国和他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到了晚上，李隆国的房间经常出现罗祎楠和朋友们的身影。他们在李隆国的指导下，挤在这一小片方圆中讨论问题，思索悠久历史，大家称之为“方来学社”。在这样的讨论中，罗祎楠慢慢触摸到历史的脉络与纹理，一种崭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逐渐呈现在他面前。
李隆国曾告诉他，我们以往很多认为的绝对正确的东西，也许都是属于“历史世界”的。这句话深深启发了他，以至于罗祎楠在后来的学术探索中始终相信：“社会科学不是只有一种标准。那些你认为是标准的研究方式，实际上也许只是理解世界多种路径中的一种而已。”
这种鼓励从不同路径研究的历史思维方式，是北大赋予罗祎楠的第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大三时，在历史学系几位老师的推荐下，罗祎楠前往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院校进行短期学习。在这次美国之旅中，罗祎楠发现，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往往会将中国某个时段的历史放到更加广阔的比较维度中。回国后，他向老师们分享自己的感悟，老师们的肯定坚定了他继续探索的决心。
北大学者具有的国际视野令罗祎楠深受鼓舞，而这种视野背后所映射的、北大“为新”的学风，也令罗祎楠受益匪浅，促使他前往更加广阔的国际学术空间，学习如何在中西互鉴中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独特性。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北大的教育鼓励罗祎楠不拘泥于学科知识的界限，在政治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碰撞中，探索中国政治文明的实质性问题，致力于从历史与社会科学交汇的视角理解中国。
哈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气质，与北大十分相似，都引导学生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思考关于人类文明世界所面对的根本性问题。罗祎楠在哈佛主修中国古代历史时，学校为拓宽学生们的知识维度，要求每个学生需要至少选择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作为博士中期考试（general exam）的科目。除了中国古代历史，罗祎楠还选择了比较政治学、中国现代历史与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2014年，罗祎楠在哈佛大学校园艺术节
那时候，罗祎楠每天躲在一栋1893年盖的老宿舍楼里读书。时间在书本中仿佛凝固起来，当夕阳的余晖照进屋子里废弃的壁炉时，他才意识一天又过去了。一年下来，累积的阅读笔记本摞起来几乎和他一样高。
在哈佛大学10年的读书生活，北大在他心中似埋下的种子不断培育起来。罗祎楠的博士论文聚焦于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的新法运动，将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和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国家建构理论”进行比较，由此展开对话。
罗祎楠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写作博士论文，其中大幅度的修改就有七八次之多。在论文开题时，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老师就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次跨学科的思想碰撞使他至今难忘。罗祎楠也曾收到一位读过他论文的哈佛做政治学研究的老师来信。信中除了赞扬了他的论文在学术上的贡献外，还向他提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能否有别的方式去分析思想文化与国家行动的关系问题。
这些知名学者的争论和提问使罗祎楠意识到，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如此艰难，又如此富有意义与价值。罗祎楠更深刻地体会到，不同的学科各有其不同的理解问题的逻辑，它们剖析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因此，他的博士论文依然有更多角度的选择，他应该去探索更广阔的研究方向。
2016年，罗祎楠作为第一批受邀访学者来到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文研院，他与众多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碰撞与交流，也结识了许多一生的挚友。新学科的启发令他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新的探索，而当初完成的博士论文主体部分，至今为止都没有发表。因为在写完论文的那一天起，他的问题意识就彻底地改变了。
罗祎楠在北大文研院和学者讨论问题
罗祎楠自嘲地说：“我的研究历程，最大的特点就是‘无用功’。”但他并不为此感到后悔。不断探索世界多重样貌的过程，本身就能带给他足够的快乐和力量。
一位哈佛的老师曾在罗祎楠毕业时勉励他：“学术的工作是扩展人类知识的边界。承担这样工作的学者，永远应当是在人类知识的边缘游走的人。那个边缘的世界注定是黑暗的，也注定是孤独的。”在罗祎楠看来，看似孤独的学术旅程中，他获得了师长和好友的期许与鼓励，拥有了探索真理的快乐，更在充满动荡的世界中获得了内心恒久追求的安定。
“我正在走的学术之路，是一条行人不多，但会是有意义的道路。”这正是北大给予他的精神力量。
罗祎楠2015年博士毕业前夕，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
在北大做学问
“很多学者在描述自己工作时，都会说自己是在‘做科研’。但北大的许多先生会说‘做学问’。”
罗祎楠读大三时，在期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那时他总是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发表，但当时指导他毕业论文的邓小南先生却常常提醒他，做学问，最重要的是格局。
很多年后，罗祎楠才渐渐体会到，老师们所说的格局，正是人生的经历、学养和思考带给学者的个性、视野与深度。学者通过学术修养的涵育，去发现自己内心深处对世界的好奇与理解，从而回答自身关于世界的疑问。
罗祎楠认为，做学问，其实是在做“为己之学”。在他的理解中，所谓“为己之学”，正是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不断跳出既有思维的局限，探寻理解这个世界的新可能，从而寻找到自身的角色、位置与坚持。只有如此，人才可以真正克服不确定感带来的困惑，获得不受外部环境左右的勇气和力量。
如今，罗祎楠任教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院给予宽松的学术环境支持，从历史学到政治学，罗祎楠没有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学科知识之中，而是不断涵育自己跨学科的学养。他依然记得本科第一次读阎步克先生《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时受到的心灵震撼。那使他坚信，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可以彼此促进、交相辉映，人们能够在多元人类精神成果的滋养下，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
回到北大后，罗祎楠逐渐深入地体会到，“为己之学”早已渗透在北大的方方面面。他觉得这并非出于刻意的设计，而是北大植根于传统中国文明、历经觉醒年代所沉淀下来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精神扎根于日常，在人与人的互动、交流、成长中慢慢形成，继而渗透在每个北大人的生命里，成为“日用而不知”的为学之道。
身处北大的人们，被潜移默化地滋养着，拥有共同的精神生活，最终获得了不断向前追寻的力量。无论日后，他们距离北大有多遥远，他们的内心也将依然朝向“北大”这个永恒的故乡。
让思想生发在课堂
“我的授课核心不是教给学生知识，而是教给学生如何看待知识。也许这是引导他们走向为己之学的道路。”对待教学，罗祎楠的理念也是如此。
罗祎楠在他的个人网页上，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撬开常识的硬木板”。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等课程的教学中，他试图引导学生感受到在自己熟悉的社会科学知识硬木板之下，存在着一个不断流动、延展的生活意义世界。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罗祎楠采取了多种课堂教学方式，帮助同学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他们所处的生活世界。他曾邀请不同学科的北大学者共同讨论“田野工作”在本学科的意义。在课堂上，他也不断引导学生思考那些经常出现的学科知识所蕴含的思想前提，进而不断追问学生，“这些前提与你们经历的生活世界感受是否一样？如果不同，你们可以如何对这些知识命题给出源于自己生活的回答？”
“思想是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他说，“让思想发生在课堂，就是帮助学生在和人类以往知识的对话中，看到理解自身生活新的可能。”
罗祎楠为研究生授课
罗祎楠认为，自己对学生所做的，正如以往教导他的那些北大先生们所做的一样，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位真正的老师，并不应该只向学生传递考试的知识，而是应该告诉他世界有许多种可能，告诉他如何看待这些可能。
北大先生的言传身教，在北大青年学子的人生中播下许多种子，也许他们一时间尚未彻底理解，但种子悄悄地藏在那里，或许在未来当人生遇到一场倾盆大雨，精神的种子就会悄然萌发，长成足够支撑人生的参天大树。
2021年毕业季，罗祎楠与他在北大第一位指导毕业的学术型硕士生
算上本科四年和工作四年，罗祎楠身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那些不在北大的时间里，他依然在用生命的历程理解着北大。北大教会他的价值、带给他的思考，并没有因时间而褪色，反而在人生的经历中越发清晰。
在罗祎楠看来，北大就像未名湖一样，它静静地流淌荡漾，水中的鱼儿自由生长，湖水对鱼儿的影响是无法以“名”而界定的。无名才是北大对北大人具有的真实影响，这里不为人们决定具体的方向或蓝图，但每个人却在用生命理解着北大的价值。由此，北大也与每个北大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成为他们永远的朝向。
罗祎楠回到了北大，回到了他的精神故乡。
个人简介：
罗祎楠，男，1979年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长期致力于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路径，研究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生性发展道路，特别是探索中国政治思想与国家治理发展的关系问题。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中期帝国历史、传统中国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主要作品包括《实践中的儒学：北宋新法时期国家经济干预的政治逻辑》《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等。
（本文采访人为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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