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归来 | 王利平：从“园子”到“隧道”，终又回到这片生机蓬勃的土地-凯发k8一触即发

她喜欢用“蓬勃的生趣”来形容自己的北大学生时光，乐意用“各种走弯路”笑谈自己的学术历程。携着燕园的灵气与生命力，遇见芝加哥清寂的冬天，她孤独而笃定地行走在漫长的隧道之中，秉持着不追求捷径的从容，走出自己的理论与现实关怀之路。

回到北大教育学院任教，王利平将北大给予她的“求知的爱”，又传递给园子里的青年学生。

王利平近照

“蓬勃的生趣”

王利平喜欢用“蓬勃的生趣”来概括自己在北大的学生生涯——一个洋溢着无限灵动与可能，又隐约涵纳着些许芜杂滋蔓的描绘。

而“误打误撞”进入社会学，是在这个园子里开始恣意生长的第一步。1997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她接到了北大社会学系的本科新生录取通知书。

在进入大学以前，除了对费孝通先生略有知悉，王利平对社会学所知甚少。那时的她偏好文学，可家人建议她学法学、经济学这些实用性更强的学科，最终，几乎素昧平生的社会学成了在兴趣与实用之间平衡的“妥协”。

她大学生活的第一年是在北大昌平校区度过的。静谧悠远的校园，耀眼婆娑的白杨道，还有方方正正的主楼教室，这是她对北大的第一印象。刚上社会学的专业课时，王利平其实并不太适应，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等专业概念在刚从高中跳跃进大学阶段的她的眼里，显得过于抽象。

对文学的热爱则依然炽热，所幸这座园子，也有足够的宽容呵护任何一份“不务正业”的热爱。回忆大一时光，王利平印象最深的课是中文系吴晓东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也在这段时间，她陆续阅读了一系列的现代文学作品。昌平园的图书馆不大，但她在那里消磨了很多时光。这份随性疏阔，在此后的大学时光中也得以延续，回到燕园后，王利平会在闲暇时和朋友们相约在小录像厅里，点一些晦涩难懂的艺术电影观看，宽松的学习氛围让她能够细细咀嚼“这些不能马上消化的食物”。

本科宿舍合影（后排左三为王利平）

大二回到本部后，随着专业课的增加，一些挑战也接踵而至。专业课上，老师们视野宏阔，对中国现实社会作出面向丰富的观察，其中浓厚的现实关怀给王利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是课上那部分对社会学缺乏朴素经验感的学生之一。“我当时很羡慕我的同学们，他们能够很好地进入到一个既有很强的现实关怀，又知道如何运用社会学概念去分析的状态，我却怎么都没找到那个路径。”

直到她听了李猛老师讲授的韦伯和马基雅维利，渠敬东老师讲授的马克思，这种状态才发生了巨大转变。先前积累的个人的文学体验，在社会学理论的介入下，折射出更深刻的意义光辉。“我觉得读文学可能更多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也有一些社会关照，但是相对碎片化一些。而社会理论关心的则是现代社会形成发展中的问题，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历史维度。”这一刻，灵魂深处与社会学的共振和鸣清晰可闻。

王利平对社会学的兴趣萌生于抽象的理论殿堂，又渐渐扎根进更具体的现实土壤中，她开始跟着老师们做田野调查。

读研准备写论文时，她想做一个深入的田野研究，在导师杨善华老师的支持下，前往河北农村做关于历史口述史的调研，那是她第一次做这种完全沉浸式的社会调查。生在南方的王利平初到北方农村，方言不通，同住的村民们整日劳作自己却插不上手，又被视作客人处处受到特别照顾，王利平坐立难安又尴尬别扭，只觉自己是个多余的局外人。

一个星期后，带着田野的“倾情馈赠”——睡在大通铺炕上被咬的一身包，她几乎落荒而逃回到北京。揣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理论进入田野，却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这大约是不少社会学专业的学生躲不过的“劫难”。王利平也不例外。

灰心丧气回到北京，咬咬牙，王利平又踏上了赴河北的火车。不断磨合适应之间，王利平渐渐融入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新世界。朝夕相处之间，她开始摸索出一些难以通过课堂传授的东西，比如如何理解他人，如何与他人打交道。当她尝试着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深深嵌入这片土地，那其间或隐或现的根脉肌理也在她面前渐次显露。“家庭分工、家庭角色，家庭等级等等问题，虽然也可以通过提问知道一些，但是你只有自己去生活了，才能一下子感受到很多问不出来的事情。”

返程前，正好赶上“非典”暴发，北京和河北之间的交通暂断，王利平也无法返回学校。不得已之下，她住在县城里的一个小旅馆里。“别的住客都回家了，我是唯一一个住在他们店里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变成一家人了。”

那段时间她和店主一家人一起生活，帮他们洗菜、带孩子，仿佛又回到了熟悉的田野调查场景。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整理录音、写笔记、总结经验。真实的生活经历带给她书本上无法获得的体会。“你去一个和你原来的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小世界里，渐渐听懂一开始完全不熟悉的方言，你还得学会和他们唠家常，很自然地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关心你，你也要关心他们。”

走出安静理性的象牙塔，喧嚣琐碎的、满盈烟火气的生活热剌剌扑了满面。那些封存于书本之中的冰冷文字，以鲜活真切的方式被唤醒，那是课堂之中无法觅得的珍宝。

不过，这段难忘的田野经历也同样是日后才渐渐显出价值的“弯路”之一，收集完田野材料要写论文时，王利平终究割舍不下三年来读的黑格尔、卢卡奇和本雅明，选择了放弃田野研究，继续从事偏向于理论的研究。杨善华老师依然表示支持。

研究生师门合影（右起第三为王利平）

几年后，王利平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期间要做一个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当我需要做田野访谈的时候，我发现好像自己都会，这种熟稔的感觉我想是跟着杨老师长期熏染出来的。”

在这座草木丰茂的园子里，没有清晰可辨的捷径，唯有随心所向，落下蜿蜒曲折延伸向远方的足迹。而曾经走过的每一步，都可能在未来某刻，倏然闪现其意义。

隧道尽头的光

硕士毕业后，王利平申请出国读博，在渠敬东和李猛两位老师的推荐下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就读。

芝加哥的冬天很漫长，在纷扬大雪之中，每个人都孤独而安静地行走着，在茫茫积雪之上落下深浅不一的脚印，这些印迹彼此短暂相交，又延伸向未知终点的远方。

与北大人文熏陶下带来的问题意识不同，在芝大学术氛围的推动下，王利平开始从职业意义上认识和接受社会学的训练。

在芝大的这段求学生涯，王利平将它形容成一条“隧道”。漫长的异国求学生涯，就如芝加哥漫长的冬天，虽然也有可以互相打气的朋友，但王利平心里很清楚，在这一阶段做研究，能够真正帮助自己从隧道中突围出去的，也只有自己。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在这条“隧道”里头不停地摸索，也不知道尽头在哪里。“孤独是肯定的，但我倒是没有害怕。”王利平回想起在芝大时，每次一有阶段性的成果，导师都会给她写一封邮件，最后一句话总是：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隧道尽头的光）。

一开始她并没有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再度回过头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时，她才逐渐领会到这背后的问题是：如何承受这种孤独。

“隧道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你是看不到尽头的，它足够黑，而且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所以我的导师总是强调，你很快就看到尽头的光。在做研究的过程里，有些同学经常会问自己适不适合做学术、要不要做学术。我觉得回答这些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你能不能够承受这种孤独？”

好在王利平早就有一份安于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执着。

“芝大给了我社会学的手艺，北大给了我求知的爱。”北大教给她的，是如何将生命以诚挚而灵动的方式，投入到学术思考之中，这始终伴随着她习得手艺的过程。

芝大求学

燕园的宽厚博大，滋养着从容的执着。王利平感慨道：“我在北大的求学经历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走弯路，没人跟我说捷径是什么，这个习惯也许让我的学术兴趣显得边缘，但却让我安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芝大漫长的学习岁月中不自觉抵挡了很多诱惑和焦虑。”

或许，“边缘”的学术兴趣与走弯路，从来都不是刻意的离经叛道，而是一种真诚而炽热的追寻——追寻那个真正与灵魂同频共振的契合点。就像是，突然被远处的一株二月兰打动，随心所向辟出一条小径来，而这座万象勃发的园子，乐意容纳这样的旁逸斜出。

来芝大以后，王利平似乎依然在不断地“走弯路”。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她一开始给自己定了很多题目，阅读书单也越来越长，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入手点。

偶然间，她上了一门课，开始对帝国与民族问题产生了兴趣。不久，王利平获得了一次去耶鲁大学交换的机会，其间结识了濮德培（peter perdue），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与他的交流中，王利平要做相关题目的博士论文的想法逐渐明晰。

一个历史社会学的题目需要大量的材料去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王利平看来，比起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的研究，这种历史性的探索离主流的学术方向更远，也更不容易出成果。但它却是最切合她的学术兴趣的，为此，她不怕再次“走弯路”，最终形成了博士论文。

“北大会让你觉得，读书正是不断思考生活的过程，它不是一种工具或者一个途径，而应该是一种持久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伴随着我，伴随着我在芝大的漫长岁月。”

带着这种习惯，在这条漫长的隧道里，她始终遵循自己独有节奏的从容，走了整整九年，终于迎来了幽暗隧道尽头的光。

芝加哥大学毕业照

“礼物”的传递

在北大，王利平度过了人生中重要的七年光阴。社会学系楼的回廊里，有过很多鲜活的情感与记忆，它们温暖、亲切，在她的心底深处留下一处温柔的印记。她回忆说：“老师对教学的投入，我觉得在其他地方真的很少看见。”老师们将王利平引入学术的殿堂，让她得以在真诚坦然的师生情谊之中窥见治学的美好。

除了教学上的投入，让王利平更为感动的是前辈老师们对学生人生和生活上的关心。她记得刚到芝加哥读博时，异国他乡的一切都显得格外陌生：一个初出校园的学生要找房子，要买家具，要学会交水电费，最初的困难主要来自生活上的不适应，但在先到芝大的李猛等老师的热心帮助下，她顺利地度过了过渡期。

这种深刻纽结的师生关系，在此后的岁月中长久陪伴着她，凝结为恒久的北大情结，也让她期许着如法国社会学家莫斯的《礼物》中所展现的神圣之物的流动，将师长们交予她的那些富有神圣性的馈赠，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2019年，王利平从任教几年的香港大学回到北大，入职教育学院。

她很重视与学生的互动，“指导工作其实需要对学生有特别多的了解”。在她看来，和学生互动多了，才能知道学生的性格、能力、优点、短处，这样才知道什么东西适合他们，在未来也能依此为他们指引出最适合的方向。

作为当年的北大学生和今天的北大老师，王利平看见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园子里两代青年人的差异，但她并不喜欢持有抑今扬昔的怀旧论调，藉诸教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她有着独特的洞察与关怀。

“今天的学生在智识上要比我们当年聪明、成熟得多，他们对未来有清楚的规划，会很有意识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且去做，他们写的文章、看的书、发表的意见，都要比我们当年更深刻。”她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无论是课程安排、学术训练，还是发展规划，都要比过去更具系统性与规范性，都更容易被嵌入精确科学的种种标准中。

但王利平也观察到，现在学生们生于这个快速发展逐渐转向稳定的时代，从小被悉心培养，习惯把每一步都精确计划好。“这样容易在情感、在处世上显得稚嫩。”像是在平坦跑道上娴熟奔跑的健将，沿着明晰确定的路径，每一步都不加迟疑地快速奔赴向期许的终点。但坦途总会消磨承受苦痛挫折的勇气。

面对这一情况，王利平依然相信教育的力量。“我经常向学生们讲卢梭的《爱弥尔》，教育最重要的意义是让我们生活得幸福，而幸福最重要的内涵是学会承受忧患，学会与苦痛共处。”

王利平、社会学系田耕老师与学生合影（前排左二为王利平）

在教育学院，她协助刘云杉老师，集合教育学院、社会学系等院系的师资力量，创办跨学科人才培养项目“教育与文明发展”。

“教育学通常被认为是偏重实践的。但作为北大这样的综合型大学的教育学科，应该去思考一些超越实践的东西。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希望打通理论、历史以及对当代问题的关注这三个角度。”

项目的报名人数展现了北大本科生们对教育问题的热情与关注。王利平发现，相比起只对那些宏大问题感兴趣的自己那一代人，如今的学生们对于自己置身怎样的教育体制之下、应当追寻怎样的成长都有着更热切的兴趣。

参加这一项目的每一位学生都要写一篇自己的“教育自传”，在对自我成长与受教育过程的理性反思与审视中，获得对当今教育现状的切身体认。

面向学生之外，王利平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为联结起不同领域的老师共同探讨北大教育问题的平台。她发现，其实很多老师都非常关心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在长期作为教育者的过程中摸索出的经验与心得，但他们缺少一个能够彼此敞开心扉讨论问题的平台。王利平认为教育学应当构筑这样的平台。“我希望，也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成为一个极好的纽带。”

而落于实践的跨学科项目，又与王利平自己的理论研究彼此关合。她长期关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发展历史的研究，希望借此尝试回答：今天的教育学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中又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

对教育的关怀，终会指向更宏大广阔的洞察与社会关切。求知的爱与思考的惯性，这已然内化为她的力量。

穿过隧道，王利平回到北大这座园子，并将在其中，注入更多的蓬勃生机。

人物简介：

王利平，1979年1月生，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1997年至2001年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学习，2001年至2004年继续在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2013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之后曾任haverford college社会学系访问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harper-schmidt fellow、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2019年10月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历史研究、社会理论、教育社会学。

专题链接：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