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归来 | 彭超:野蛮生长的理想主义极客-凯发k8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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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归来 | 彭超:野蛮生长的理想主义极客

编者按:上个世纪末至今,一批优秀的青年学子走出国门赴海外学习深造,他们励志学成报国,经年沉淀,成长为各个领域内卓越的青年学者,并最终回到燕园继续探索学术、教书育人。


“燕归来”系列报道,聚焦这批再度选择北大的优秀归国青年学者。他们的鲜活故事折射出北大校园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脉络传承,从他们身上,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北大人那份独具的追求卓越、报效家国的情怀。

2000年9月,挚爱物理的彭超站在憧憬已久的北大校门前,生活正向他缓缓拉开序幕。

像野草一般,彭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咬定根系,享受风吹日晒下的野蛮生长。

二十年时光足以令事物飞速迭代,通信技术领域已经从3g标准初成形进展到5g的普遍应用阶段。彭超却兜了一圈,仍然回到了北大,且仍怀着一腔依旧如初的极客精神。那个曾觉得自己不够“日常”的极客少年,依旧在黑暗的实验室里咣咣咣地实干,在他的一方世界里,看着令他沉迷的风景。

扎入土壤

十几年前,第一次走到北大物理系楼下时,物理系新生彭超有点“震惊”。彼时的物理楼在今天北大的学一食堂附近,当时适逢装修。“有点简陋到出乎意料。”他笑着回忆。

但对彭超来说,那个还在装修中裸露着一些电线的楼,却让他体会到了无可比拟的精神愉悦感。四年的生活留下了许多细节,而扎根进彭超灵魂的,是一种朦胧的氛围——和系里的同学待在一起,有种同频共振的感受,像是入了一群恣意横生的野草群。

“周围牛人好多、特别厉害。”在彭超看来,这个地方,他来对了。本科四年的物理学习和过往的学习一脉相承,塑造了他对物理的执着,“确实能够在相互的学习中成长很多:一方面是一些思考的方式、视角,最重要的是那种纯粹地为了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因为它会建立一种非常纯粹的朴素的一种执着,一种类似宗教般虔诚的纯粹感。”

纯粹为问题争破头,这种行为很“极客”,有时也被叫做“怪咖”。出于某些原因,人们总在理念上推崇“极客”。尽管那些令人心神往之的抽象概念和名号,使大部分人认为天才式的“极客”是在任何土壤中都可以一夜生长出来的变异种,与培养没什么干系。但“极客”不是抽象概念,不是“创新型人才”“引领者”“高智商”或别的高大上词汇的化身,而是一种具体的对真理的热忱,以及由此驱动的每一天每一步扎扎实实的工作。强大的好奇之心与改变之力总是首先显现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铸就一派不拘常格的举止,一些显得不“日常”的人。

他们也彷徨。彭超有时候感觉自己“踩在正常和诡异的边界上”。他曾真诚请教系里的一位老先生,表达困惑,先生答曰:“你现在先别管那么多,不管多诡异,你学就是了,到时候总会明白的。”

于是他又乐呵地当怪咖去了。靠着兴趣,在物理与技术的世界里蒙头大学。

2001年,他们又卡在时代节点上,国际形势风云突变。2000级的彭超们切实面临的是,出国深造形势陡然困难。彭超选择继续留在北大,未来的道路仍是值得犹豫的:他已经在物理系待了四年,有点儿想呼吸新鲜空气,也有点儿纠结将来的研究道路是做偏理论科学的还是偏技术实用的。

反正彭超从物理系极客变成了电子系极客。

饭蔬食饮水

实验一天天做下去,彭超也陷入经典的“天问”:做学术,还是去业界?

跳出一个地方,反而更觉它的存在。极客需要自由的环境,而北大是“极客”的乐园。

这片神奇的土地能容忍奇特,并将那些禀赋非凡之人的才华放大十倍百倍,给予一粒种子成长的最初养分。不唯如此,作为北大人,只想你想去试,总有一个机会,总能展开一条道路。

作为典型的北大人,彭超选择都试过一遍再说。他进过ibm、英特尔等业界公司实习,又混迹小型创业公司做产品,干过技术岗也待过事业部,并很快陷入西装革履冒充本司懂技术的外国专家外出谈合作的境地。尽管一口英文,对方还是识破了他的真身——因为那双破破烂烂的球鞋。具体的境遇彭超其实不在意,他只是想亲身下水探上一探。

2009年,这种漫无边际的自由探索正式划上休止符,博士毕业的彭超暂时落脚在爱立信。这一年,也是中国通信发展史上的3g元年。

随着工信部对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技术的政策利好,中国移动迅速铺开td-scdma终端产品线的营销,联通与电信通过iphone与wcdma、cdma制式抢夺市场份额地左右夹击。当时,爱立信不支持中国的td-scdma技术,也没有相关的技术积累,刚入职的彭超几乎全天候打飞的,穿梭在北京、成都、南京的研发管理部门和一线工厂之间。

从乐园踏入社会,他发现世界发生了一个变化:“它会把你放到一个瓶子里,这个瓶子就盖上了,甚至于这个瓶子很小。它不会由于你的主观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你不能那样任性。然后它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瓶子里的事做完了,其他瓶子是什么状态和你没有关系。”

瓶盖在头顶落下,彭超尝试着另一种生存。

身板过硬的他并没叫苦,但生存感受令人无法忽视。当时的彭超还没成家,老板敲打年轻人道:“就在公司待着吧。”今天的彭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细节还很鲜明:“有一间专门用来吃饭的房子,然后一房子里面全是盒饭,意思是你别出去吃饭了,想吃什么就直接拿。晚上12点多钟加班结束之后,一辆车直接拉你到住处,早上8:00,车已经在楼下等着拉你去上班了。”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无暇思考,无暇生活,甚至无暇为自己而存在。

做了几个月,彭超开始考虑其他出路:继续读博后、做科研,走学术之路。在公司工作,身体上的疲乏倒在其次:极客精神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生活上的自制,他们这群人其实相当能“自我压榨”。为想一个问题不吃不喝、为了头脑清晰训练自己少吃盐这类诡异的行为,这群为了问题的答案而忘记生活的人,从来做得出来。

但不思考、不“做点儿什么”,不行。理工男虽然写不出“油油的在水底招摇”的句子,而偶有“油油的在头顶招摇”的发丝,但他们有时相当真诚而实干地标举所谓的人文追求。

“饭蔬食饮水”的生活不在话下,但寻求那种纯粹而问题导向的精神存在的环境,在彭超心底的声音渐渐强烈。

清空、归零,然后疯长

没做过多的逗留,彭超决心“给自己一个机会”。还是2009年,彭超顺利拿到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后职位。

迈步之前,彭超把自己的“成长之路”想得很清楚。申请时,在与国外博士的履历比较中,他深刻意识到国内外学术风格的差异以及自己的缺失,“我几乎是清空自己的状态,不是将自己当作博士后,而是当作博士。我能提供给他们的是理论,我要去学习的是动手,也就是一些实验技能、设备操作。”

彼时,北大的研究成果多在理论方面,没条件引进“烧钱”的实验设备。最初看到日本的硬件条件,彭超不禁感叹:“比如电子束曝光机(ebl),京都大学一位教授的研究组当时已经有3台。当时北大电子系一台都没有。”电子束曝光机,一种用在芯片上描绘极精细图样的高端设备,这是制造所有微纳器件的起点。

不光是学习怎么用设备,彭超还想明白它的运行规则。这是在为回国后的工作做准备,他从来没想过要留在日本。一方面,惯性、认同让他对故土心心念念,回国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正因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他更坚定了要回来的决心。

落地的科研工作之余,彭超也打开每个毛孔感触环境与社会,思考中日学术风格不同的现象之下的内在原因。他推测这可能和现实有关,经济走过“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人非常不着急;反观国内,房价飞涨,每个人都很着急。在彭超看来,日本人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和提出问题的人,但如果认定一项工作有意义、能做出来,他们可以投入长时间、高精力去沉潜打磨、精益求精。此外,日本学界和业界合作密切、链条流畅。从学界产生一个科研点子开始,公司就会派人和高校坐在一起,联动研究落地可行性;如果成熟到一定程度,公司直接接过进一步的工作,进行更工程化的开发和商业化落地。

“真刀真枪”地三年博士后科研生活后,凭借着期间的优异成果,2012年,彭超如愿回到北大电子系。他的话语还是那么朴素、但强烈:“客观上存在差距,但如果不回来做出些什么,难道要后来者一直面对这样的境况吗?你至少很清晰地认知到回国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这就够了。”

野草,回到他的乐园

电子系极客,回来了。北大电子系的特长原在光纤领域,已经做得颇有成果,整个系及实验室都很明确,下一步便是解决卡脖子的问题,那就是芯片。

早及2009年左右,实验室就意识到,从前学术意义上要去解决的理论问题已经不是最迫切的,有更多短板更需关注。六七年过去,实验室决心向芯片方面转型,引入设备要有千万级的大量投资,需要各方集中力量、建立共识,这并非易事。

彭超抓紧时间融入到实验室的工作中去,立即着手推进实验室的转向问题,补全测试条件,进行芯片平台建设。用自己积累下的技术经验和设备了解,他为北大电子芯片行业“知行合一”做着“一点”努力。

站在2022年回看,北大已经成立电子学院,icp(感应耦合等离子刻蚀机)、ebl(电子束曝光机)等设备也吊装完成,这意味着北大光子芯片平台终于实现了完整工艺闭环。回顾归返北大这十年,彭超看到,所进行的工作至少是增长性的:“首先第一步是保证自己生存下去,然后第二步是你往前推了一点,每推一点、再一点,攒起来不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吗?”

电子束曝光机(ebl)在电子学院完成吊装

“北大电子系目前还要形成自己的鲜明风格,重要的是清楚自己的定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彭超格外认真地想了下,说,“具体来说,目前我们的重点在于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特别在一些关键的对垒领域,要有实质性的变化。”

国外的经历对彭超影响很大,体会差异的过程中,他觉得总会冒出新的启发。2017年,他带学生去麻省理工学院交流,体会美国学界的研究风格。他推敲出来,日本人喜欢钻研,有工匠精神;而美国人则不做任何拖泥带水的事情,而用最大的想象力去探索最未知的东西。“他们打一枪就跑,没有包袱、充满自信,他们相信自己能有所突破。这样的创造力背后有胆识和资本的支撑,这个胆识体现在足够好的科学品味的眼界,蕴藏着对问题的敏锐感和对细节的充分把握。”

至于“科学品味”——一种对科学及学科发展过程及其细节的整体把握,以及对研究论述逻辑性的判断能力,彭超决定从学生抓起,而这种“抓”意味着志同道合。

彭超将自己定位为学生的“时空伴随者”:学生们只是处于同一个科研道路的时空早期,师生之间的范式、方向和秩序非常相近。“所以我们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下一起成长;他们会有他们的成长,我有我的成长。”

沃土给予野草的养分从来不单一,北大给学生的不只是职业的培养。彭超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个人意义、家庭意义、社会意义的结合点。”

一群矢志科学的人,从未指望探索的过程多么高歌猛进。彭超调侃自己几乎总是在克服困窘,但更相信只有走过弯路才会有经验。于是乎,他对学生的期待是:首先有健康的身体、健全的人格,这是所有行动的基点;第二步是逐渐探索自己的动机,适合的风格。“然后,心态健全地走下去。”

站在山上看风景

物理学家费曼曾经饶有兴致地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宇宙中观察地球,并且假设建筑都是透明的,而可以观察到人的行为。那么,观测者会发现这样一个神奇的场景——在地球的晨昏线上,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个动作,刷牙。晨昏线也是“刷牙线”;随着晨昏线在地球表面缓缓移动,刷牙线也在缓缓移动。

在这个意义上,科研工作者对现实世界的视野,常与众不同。彭超所在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位于北大理科二号楼,这栋建筑表面看起来和燕园其他建筑没有什么差别。然而窥得门径的门内人,看到的风景和门外人完全相异。

曾经有位电视台记者采访彭超,结果进到实验室里,发现其实就是一座小黑屋中有若干仪器,开灯会导致信号饱和测不到数据。记者抛出经典问题:“你们天天关着灯摸黑做实验,不枯燥吗?”

“当你沉浸其中去感受规律,就跟你在山上看日出、看日落一样,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彭超都很感慨。“我看到的那个东西是我想去发现、去感受或者去利用的一个抽象世界的抽象事物。虽然是脑补的,但是规律确实就在那个环境中。它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甚至比看到的、眼见的东西更真实,因为你可以用你的测量、你的推理、你的计算去精确地感知到它的真实存在。它是无比客观和理性的,没有一丝一毫差池。”

在对研究对象客观性的无比笃定之外,人生道路不确定性持续地伴随着彭超。“我不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我倾向在过程中探索。我觉得我属于野草。”

某种程度上,在彭超貌若常人的中年壳子里,还是蓬勃着极客的灵魂。他为儿子庆祝生日的方式是,父子俩一起坐了一圈北京的所有地铁线路。

他一如既往地认为有些问题无解——平衡工作与生活。“因为有价值的工作一定是艰苦地做出来的。我觉得只要是在做的过程中别把自己整‘折’了就不错了。以‘享受’模式,喝喝咖啡、吹吹牛,嘴上说两句、大家和和气气地开个派对,工作就做出来了,这不可能。研究是要真刀真枪咣咣咣往前干的。”

2022年3月13日,筹划引进数年的电子束曝光机(ebl)在电子学院完成吊装。这是电子学院第一台125kv ebl;彭超为这件事发了一则朋友圈。

那时北京的春风正狂,野草回到他的乐园,继续野蛮生长。

个人简介:

彭超,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博士。同年赴京都大学开展博士后工作,曾任jsps特别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2012年起回到北京大学电子学系,主要研究拓扑光子学与集成光子器件。在包括nature、science、phys. rev.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自然科学基金、863等项目4项,2019年获基金委优青基金项目资助。现为北京大学电子学院信息与通信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题链接:燕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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