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我在甘肃省军区教导大队结束了一周的军训，来到省委党校开始为期一个月的选调生培训，其间陆续有一些省直单位来挑选和面试我们。我们的带班老师抽调自省卫生厅，大概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卫生厅第一个来党校挑人。作为那一届中第一个落实了工作单位的选调生，我被通知培训结束后到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工作。带班老师用一种客气的语气对我表示了即将成为同事的欢迎，并神秘地向我透露，我应该能赶上厅里即将开始的福利分房。
然而不久，我接到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由于我的简历上明白无误地写着，我在校期间曾担任过北大新闻网校务部部长，并获得过优秀稿件奖、杰出贡献奖等奖励，省委宣传部的领导有意选我去省委外宣办网络处工作，最后，我去了省委外宣办。
据说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蝴蝶效应”存在，那么2005年的一天，我在燕园闲逛时，无意间看了一眼某个校园组织的招新宣传板，并现场填写了一份报名表这件小事，显然在两年后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的我还分不清燕园里形形色色的社团、组织、机构之间的区别，只是觉得既然我的专业是新闻学，那么课余找一个可以采访、写稿、发表文章的地方，开开眼练练笔，是挺好的事儿。当然，我参加北大新闻网学生记者团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研究生班的同学们联系松散，除了同寝的室友，我在燕园里几乎没有别的朋友。参加新闻网不是可以认识其他学院的同学吗？
不久我通过了面试，正式成为了北大新闻网学生记者团的成员。接下来就是许多个周末晚上被通知到红一楼开会，我也开始了校园里的记者生涯。我常常在一教刚上完课就拎着相机赶赴活动现场采访。慢慢地，我的采访任务越来越重要，校园媒体联合采访当时的常务副校长林建华教授，新闻网派出的记者是我；随同许智宏校长到实验动物中心视察、迎接赛艇队健儿凯旋的记者是我；报道成龙、孙楠、陈好、徐静蕾、水木年华、梁冬等名人在燕园宣传活动的是我；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到北大访问，新闻网唯一的一个采访名额，也给了我。我参加了北京论坛的报道活动，虽然被分配到国际政治组，却在茶歇时间采访了那时的我顶礼膜拜的林少华教授，只问了两三个简单问题，却写出了一篇名叫《一个情结的释放——记者与林少华谈村上春树》的稿子，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在初冬的早晨一个人摸索到镜春园，在连玉茹教授狭仄的宿舍里采访她，完成了《一片冰心在玉壶——访连玉茹》这篇稿件，获得了优秀稿件奖。连老师还送我一本《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我逐渐发现了采访的乐趣、发现新闻的乐趣、和其他记者比赛发稿的乐趣。未名湖结冰、学五边建起临时食堂的事儿都能让罗闻、徐丹她们写成新闻，我就不能把新传学院从老化学楼搬至遥感楼的事儿写成新闻吗？我的导师徐泓老师在她的新闻写作课上安排我们分组采访燕园40多位知名女教授，然后写一组人物采访。我想这批稿件要是发到新闻网上，既可以使同学们的作品受到更多关注和评点，也可以丰富新闻网的稿源和内容，还可以加强对燕园这些优秀女教授的宣传，于是就有了“巾帼学人”专栏。那时潘聪平同学几乎每周都有稿件，是公认的发稿王，我就决心发稿量向她看齐，学期末算下来，好像比她还多发了一两篇，总之是获得了那个学期的突出贡献奖。
成绩虽然可喜，但教训更弥足珍贵。有一回我组织的一篇人物专访中用直接引语发表了访谈人物关于宗教问题的一些看法，受到了老师的批评。从此我明白，新闻媒体要时时注意围绕主基调，唱好主旋律。还有一回新闻网老师刘静对我的稿子做了大幅度修改，我不服，跑到办公室和她理论。我说我那是正宗的“华尔街日报体”，她删了的部分正是精华所在，她拿出一张早就复印好的纸给我，上面是不知从哪儿找来的关于“华尔街日报体”的理论，我看后觉得服气了。从此我明白，一个记者的风格固然重要，但再有个性的文体和风格也要服从于版面和题材。应该说，在新闻网得到的实务锻炼真正增强了我对新闻学的理解，它远远超出了课堂上老师的讲解和同学们每每超时的presentation所能给予我的收获和满足。
因为在新闻网的经历，我最终被分配到省委外宣办，错过了卫生厅的福利分房，但我并不在意。因为在新闻网的经历，我最终明白要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也许要在某些新闻而外的领域做得更多，因此我没有去做一名记者，但我并不后悔。我在意的，是新闻网留给我的纯真年代和欢乐时光。我后悔的，是那时没有更用心地和新闻网的师友们朝夕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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