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强世功：基于“世界帝国”的理论思考-凯发k8一触即发

基于世界帝国的理论思考

文 ｜ 强世功

（《读书》2024年3期新刊）

每个时代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会引发学人持续的理论思考。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爆发，我提出了“文明终结”这个概念，意在表达现代科技理性摧毁了古典文明秩序，“九一一”的悲剧表明古典文明秩序中宗教精神无力对抗低俗的现代科技理性。因此，中国学人在思考古今中西问题时，无疑需要有“文明终结”的历史意识。这其实也是希望给刚刚开始关注复兴中国古典的朋友们提个醒：古典文明形态已经终结，文明的复兴必须建立在现代的历史根基上。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二〇〇四年针对“台独”势力上台，我提出“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问题，将台湾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和文明问题来思考，思考中国人如何在现代根基上复兴古典、建构现代中国文明。为此，我提出“文明持久战”这个概念，意在表明现代中国文明的建构必然与西方文明展开持续的竞争。中西问题不能理解为古今问题，而要面对两条现代化道路、两种现代文明的持久竞争。

也是从《中国香港》的写作开始，我逐渐投入更大的精力推动帝国问题研究。我发现，帝国秩序乃是人类历史的主轴，一部人类史其实是一部帝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兴起不过是古今帝国秩序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历史现象，甚至成为现代帝国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二〇一九年我提出探讨“超大型政治实体的内在逻辑”问题，尝试提出人类历史从“区域性文明帝国”迈向“世界帝国”的分析框架，将从大英帝国到美利坚帝国看作世界帝国的两种形态。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提出“帝国-文明”这个概念，因为帝国与文明是相互促进转化的一体两面。帝国乃是文明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唯有持久的帝国才能塑造文明，而文明则是帝国持久发挥稳固的文化精神基础，帝国强调其政治建构中科技经济和暴力法治的力量，文明强调其政治建构中文教教化和精神信仰的力量。而这些想法初步体现在二〇二一年出版的《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中。正是基于对“帝国-文明”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我尝试在帝国古今和世界帝国的理论框架中，理解目前中美面临的竞争及俄乌冲突等问题，弥补从“文明终结”到“文明复兴”之间的思考。

“世界帝国”这个概念很早就出现在西方学术文献中。我使用这个概念一方面深化对“文明终结”问题的思考，强调古典区域型文明秩序终结于全球性的世界帝国。从地理空间上分散的文明秩序迈向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乃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普遍命运。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封闭僵化、复古倒退的道路选择必然是悲剧性的。现代中国文明秩序的建构既要着眼于国家建设，更要着眼于思考新的全球秩序。另一方面，也是尝试在理论上回应“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这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理论。这两个概念恰恰共同构成美国建构世界帝国进程中内在互补的政治意识形态，即世界帝国的扩张进程必然伴随着对外的“文明冲突”与对内的“历史终结”。今天美国建构“民主同盟”、召开“全球民主峰会”所彰显的历史终结意识，恰恰与俄乌冲突及其围绕中国展开的围堵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在解读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时，关注的不是人性中的欲望和激情如何推动历史终结这种形而上学的障眼法，而是福山所强调的西方对科技商业的垄断足以摧毁任何来自精神力量的挑战，因为西方精英已进入商学院、法学院和工学院，通过科技理性来控制世界帝国。同样，在解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时，区分亨廷顿隐含提出的两种文明冲突。一种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乃至儒教文明这些古典文明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人们所忽略的作为世界帝国的全球统一文明(“达沃斯人”)与古典区域型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刚好与这种全球统一文明秩序重叠，以致读者普遍关注前一种文明冲突，而忽略更深层次的世界帝国秩序与古老区域型文明帝国的冲突。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替换为“帝国”也颇为恰当，当他强调每一种文明秩序都需要有“核心国家”来支撑时，实际上也是在强调“帝国-文明”这个概念。

提出“世界帝国”问题意味着要在理论上区分“帝国”与“国家”，从而提出一套帝国理论，进而探讨“帝国古今”问题。这会遇到两个巨大的理论障碍。其一，主流政法理论都建立在主权国家的想象之上，由此形成“国内”与“国际”两个相互分离的思考，加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分离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主义的理论路径，不仅导致帝国、文明这些“整全”政治图景的丧失，而且导致整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方法面临巨大障碍：“帝国”“文明”问题属于哪个专业领域？其二，伴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分离，古典秩序中的政治思考从属于经济社会思考，政治问题甚至被化约为经济问题，由此政治建构的“世界帝国”问题就变成从经济社会秩序思考的“帝国主义”问题。曾经欧洲人和美国人都为在政治上建构“自由帝国”（liberal imperalism or empire of liberty）而感到自豪，然而面对从霍布森到列宁以来持续从经济学视角围绕不平等问题展开的“帝国主义”批判，“帝国”概念成为道德上的贬义词，导致精明的学者都不会触碰“帝国”概念，甚至“二战”后美国也很少使用“帝国”概念来描述自己，欧洲的帝国研究传统在美国这里也变成了中性的“区域研究”。直至冷战结束和美国成功建构起单极世界，“帝国”话语才普遍复兴，以至建构“新罗马帝国”成为官方默许的意识形态。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固然需要从帝国主义的理论路径对世界帝国维持的全球不平等结构展开批判，但更需要从政治学乃至文明秩序的视角入手，将“帝国”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使“帝国”概念成为中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我们才能看到帝国古今的转型问题，从而客观理性地比较分析古今不同类型帝国的内在整合机制及其兴衰规律，更重要的是看这些帝国的竞争及其历史演变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及其未来走向。帝国的整合力量无疑离不开暴力征服，但古典帝国最终要依赖文教体系，用宗教和道德教化作为帝国多元整合的机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性文明帝国”。然而，从大航海时代全球商业贸易网络的建立到资本主义的兴起，一种囊括全球的新型帝国开始出现。如果说以领土征服、官员治理和文明教化为特征的古典文明帝国属于“有形帝国”，那么这个依赖商业贸易、科技金融和法律体系建构的现代帝国则是“无形帝国”。现代科技商业理性摧毁了古典文明秩序的“文明终结”意味着帝国的古今之变，即在古典文明帝国的废墟上建构现代帝国。因此，现代帝国既要突破古典帝国的空间局限，建立起囊括全球的世界帝国，又要摆脱古典帝国文教整合的宗教羁绊，而探索新的帝国整合方式。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所关注的“古今之变”归根结底是帝国整合的革命性变化。古典时代的宗教整合方式无法建构起世界帝国，只能引发无穷无尽的“文明冲突”，而商业贸易促进和平，宗教宽容共处，共和政体的联合可以奠定永久和平，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这些政治理念成为大英帝国建构新型世界帝国的福音书。

正是基于“无形帝国”这个概念，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主权国家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帝国古今演变中的意义。在大航海时代的帝国竞争中，在基督教帝国的边疆破碎地带，英国率先展开了脱离古典帝国秩序的政治分离运动，建构起最早的现代主权国家。然而，无论英国，还是后来类似的日本，在脱离古典帝国秩序转向现代主权国家建设后，很快展开海外贸易并建立起现代殖民帝国，正是借助这些殖民帝国的力量，这些新型帝国与古典帝国展开了全球竞争，推动了世界帝国的兴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本就是新旧帝国转化过程中的一个混合物，其中既有神圣罗马帝国这样的旧帝国，也有西班牙、法兰西新型殖民帝国。这些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的殖民帝国就是通常所说的“列强”（great powers）。正是在这种帝国古今之变中，世界帝国采用科技、商贸、金融和法律建构起一个看不见的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帝国底层秩序，其上建立起主权国家并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上层”问题在马克思这里依然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底层问题。如果说古典帝国秩序的“大一统”着眼于宗教或道德秩序上层秩序建构，其在底层反而容纳分散多元的封建王国，那么世界帝国则在科技、贸易和金融的经济底层完成了“大一统”，而其上层则容纳主权国家和多元文化乃至宗教并存。可见，帝国古今之变恰恰在于帝国建构的重心从上层的文明教化转向下层的经济商业控制。在帝国古今之间，不仅横亘着启蒙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而且横亘着帝国秩序建构中上层与下层的“大一统”问题。若不澄清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帝国主义”这个政治经济学概念很容易遮蔽世界帝国秩序建构的根本问题。由此，资本主义不能简单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市场的自由竞争与金融的资本垄断两种趋势、自由贸易与重商主义两种主张相互交织，市场、资本与政府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经济、政治与文化三种不同的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以不同方式的复杂组合推动帝国古今之变。可见，从传统区域性文明帝国向世界帝国的转变中，经历了与主权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殖民帝国这个转化的中间环节。因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些政治经济学概念唯有放在帝国古今秩序的转变才能真正获得意义。

如果说世界帝国的兴起终结了古典文明秩序，那么需要从帝国和文明的理论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社会兴起引发的古今之变。现代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用诸如市民社会、法治社会、工商业社会、理性化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社会和自然社会等概念来把握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然而，这些具有科学理性的特征无非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正当化为所谓的“自然权利”。因此，现代社会在根本上是一个“欲望社会”。

在古典文明秩序的整全视野中，欲望乃是人性中最低贱的动物性力量，建构文明秩序恰恰是为了使人摆脱动物性的低级欲望，迈向更高贵的神性存在，古典道德宗教的人文秩序就是围绕这个更高存在展开的。古今之变在满足欲望的经济社会层面上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在道德宗教的文明层面上意味着从高贵向卑贱的堕落。施特劳斯强调现代性建立在自然权利这个“低俗而稳固”的基础上。“低俗”就是相较于古典文明秩序的高贵追求而言，“稳固”则无疑针对世界帝国的底层建构。面对帝国竞争引发的古今之变，世界帝国的建构若从道德宗教这些高贵的精神层面入手，必然陷入无穷无尽的宗教战争乃至文明冲突，相反从满足欲望这个低俗的物质层面入手，则完全可以通过中性化、去政治化的科技理性、商业贸易和法律规则来建构起世界帝国。

正是面对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我们才深切意识到人性的困境：人类在欲望的低俗层面上能够达成一致，利益可以妥协交换，然而在更高精神追求层面上，轴心时代每个文明秩序已经塑造了不同的路径和阶梯，诸神的分歧很容易变成殊死的敌我政治搏斗。现代社会奠基于“低俗而稳固”的基础，无疑包含了古典视野对现代的哲学批判，但是不是也包含着对现代秩序的某种隐含默认？也许不是充分的，却是必要的；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或许是次等好的。

古典文明秩序已经终结，那么建立在低俗基础上的世界帝国秩序是一种“文明”吗?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明”？然而，恰恰是现代社会兴起之后，西方文献才开始提出“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以市民社会为背景，强调技术工艺进步、物质生活舒适，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形式等。这样的“文明”概念无疑将科技理性奠定现代社会作为“文明”的新尺度，以至于世界帝国成为普遍历史进步的最终文明成果，世界帝国的正当性基础不过是“人权帝国”。因此，德国思想家提出要区别“文明”与“文化”，将“文明”理解为技术理性、器物制造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和生活方式，而“文化”则意味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和完整人格的养成。古典文明帝国秩序追求的正是这种“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古典的，而“文明”却是现代的。这种“文明”尺度一旦确立，就与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文化乃至特定的人种失去内在关联。按照这个“文明”新尺度，非西方的古老文明秩序都变成了愚昧和野蛮，甚至欧洲人成为“文明人”，而非欧洲人都变成“野蛮人”。由此可见，现代文明秩序实际上是对古典文明秩序的颠倒，勇敢、献身的古典德性都变成了野蛮，忠诚、虔敬的古典德性变成了愚昧。帝国古今之变的背后乃是文明德性的古今之变。

那么，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时，能将这个“文明”翻译为英文中的 civilization 吗？我们究竟是使用与“文化”相对立的“文明”概念，还是强调在“文化”意义上恢复古老的文明理念？从这个角度看，“文明”这个中文概念恰恰是对西方传统中“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巧妙结合。“文”强调人类摆脱动物性的超验性存在的精神追求和人格养成，类似于德国人所说的“文化”，而“明”则强调摆脱迷信、客观认识世界的科学理性精神，恰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强调的“文明”。“文”与“明”结合起来，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我们所说的“文明秩序”。如果“文”过剩而压制了“明”，就形成了文明的封闭和停滞，古典文明秩序都曾经陷入“停滞的帝国”，而“明”过剩而压制了“文”，要么陷入动物性的野蛮战争，要么因精神虚无陷入后现代的欲望极限体验，这难道不就是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帝国时代的精神状态？

从“文”与“明”的互动来理解“文明”，无疑牵动关于人类文明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的持久争论。唯心主义强调“文”，将人与动物的区别理解为拥有独特的理智、良知，能够思考更高的存在，而唯物主义强调“明”，将人与动物的区别理解为劳动、生产和工具的制造。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恰恰是二者相互促进的产物。人类早期经历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革命，人类思想才摆脱迷信巫术，推动了古代帝国的扩张。而这种帝国扩张提供的普遍性历史视野激发起对普遍性秩序的思考，从而产生了“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和宗教，它将帝国扩张的成果逐渐固定下来，形成古典区域性文明帝国。

从这个角度看，近代科学理性实际上是人类第二次普罗米修斯式的革命，启蒙科学理性的“明”进一步摆脱神学束缚，科技理性迅速推动了在全球范围内的帝国扩张，从而将区域性文明帝国时代推进到囊括全球甚至太空的世界帝国时代。然而，由于缺乏“文”的约束和支撑，基于技术理性无限扩张的世界帝国始终呈现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野蛮“霸道”，而在精神层面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以致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帝国史始终处在帝国争霸、合纵连横的战国时代。而要结束几百年来世界帝国争霸的乱世，真正奠定“大一统”的世界秩序，那就必须为世界帝国所开辟的历史空间提供精神层面的文明根基。这是否意味着在科技理性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将要进入新的轴心时代？进一步而言，未来究竟是一个哲学复兴的时代，还是科技革命带来“上帝之死”和“人之死”之后进入智能人统治的时代？

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早就意识到基于科技理性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药方（比如浪漫主义、保守主义等），然而这些药方非但不能治愈现代的病症，反而加速推动现代向后现代的发展。因此，施特劳斯、沃格林等才不得不从整全入手，通盘思考人类文明的古今之变。然而，他们提供的依然是现代性的病理诊断，虽然是最为精准的诊断，但却未能提供救治的方案。

早些年，有人提出“该中国哲学家登场了”，现在又有人畅想“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这样的抱负当然值得赞赏和鼓励，但唯有真正具备帝国古今的政治视野和文明古今的精神高度，才能体会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艰难。我们的社科学人唯有具备世界历史意识，洞悉帝国古今之变，才能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思中国现代文明及其开辟出的新天下秩序；我们的哲人唯有具备人类文明意识，具有拯救历史苦难的德性，才能在相互对话倾听中获得觉悟，不仅为中国现代文明提供哲学基础，也为“大一统”的世界秩序奠定文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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