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记与周一良先生相处二三事-凯发k8一触即发

周一良先生（1913.1.19—2001.10.23）

1978 年恢复高考，使我们知青有了迈进大学念书的机会。从西藏回到北京，父亲得知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说他有位朋友周一良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授，好久未见面了，托我上学的时候，向周先生问好。我问父亲：周先生和您是怎么相识的？父亲说：1951 年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北京大学的教员去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当年四川眉山县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周一良，父亲是副队长，出发前还照过一张相片。他们两人在四川土改工作队有过一段相处的日子，后来由于周一良先生工作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远在西郊，父亲工作的北大口腔医院在城内后库，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1951年9月1日欢送参加眉山土地改革的北京同志临别纪念照，周一良（第一排右起第四人）、李宏毅（第三排右起第三人）

我到北大历史系念书后，向系里打听周一良先生的情况，才得知周先生正在接受政治审查，尚未获得自由。直到两年以后，审查结束，周先生接掌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我才有机会去燕东园的周宅登门求见。那天，周先生和师母邓懿两人在客厅一起接待我，周先生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李大夫身体好吗？”我回答：“还不错。”周先生转过脸对周师母介绍：“他就是北大医院李宏毅大夫的大公子，现在来历史系念书。”周师母打量着我说：“长得还有点像他爸爸。”已经过去20多年，周先生和师母对我父亲的印象大概还是年轻时留下的……从第一次拜望，直到以后见面，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话不多，一般只是提些他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倾听我们的回答，不太会主动谈很多，与健谈的邓广铭先生完全不一样。倘若你觉得没有话题可说了，也就是应当自觉起身告辞了，所以每次去周先生家里谈话总有些许紧张。

虽然每次周先生与我见面交谈的话不多，但是让我感受到对我这样一个30岁才有机会迈入大学历史门的“老学生”，先生始终没有忽视对我学习和成长的关心。

周先生曾经问起我在来北京大学读书之前做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在西藏地质队工作了10年，先生问我怎么去的西藏，到过西藏哪些地方，随后话锋转到我的兴趣在哪些方面。我说那时候从西藏每两年一次探亲假，回京时总是不想直接回家，而是顺便绕道玩一玩。周先生笑了，说：看来你的兴趣不是历史，而是地理。我接话：玩的时候，还是喜欢看那些有历史遗迹的地方。周先生建议我将来能够师从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功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并介绍了他和谭先生年轻时的交往。从那以后，我开始集中精力阅读二十四史地理志，培养自己对历史地理（在师从业师侯仁之先生之前，我最初还仅仅是熟悉沿革地理）的兴趣。也就在我从北大历史系毕业那年，谭其骧教授应邓广铭、周一良先生邀请来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一次学术报告。报告结束时，周先生和邓先生一起拉着我走到谭其骧先生面前，向谭先生介绍我上学前的经历和兴趣。谭先生立即吩咐身边陪他来的葛剑雄记下我的姓名。毕业以后由于个人的情况，我没有去上海复旦大学读研，而是在邓广铭先生身边做助教，并跟随侯仁之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

在教学岗位工作数年之后，有一次去周先生家看望他，问他怎样能够治学有成。周先生就我个人的背景和状况，谈了他对我治学的五个看法。治史学者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家里要有钱，有钱能够买书，有书看才能治学；其次，要有闲，而不是被许多琐事缠身，才能有时间读书；第三，要有兴趣，如果对史学没有兴趣，无论怎么努力也难于成就；第四，学习要勤奋，肯于下苦功夫；最后是聪明。周先生说：对于你来讲，前两个条件不具备，你的孩子还小，家里要做的事情多；父母又不是做文史工作，家里没有那么多书留给你看；至于聪明，在你身上也看不出来。但是，你还具备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你对历史地理的兴趣愈加浓厚，这很有必要，倘若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兴趣，就更难学成了。另一点你还比较勤奋，坚持下去，将来学业能够有成。周先生这番话是仅仅针对我个人背景而讲的，虽然不一定具有广泛性，却对自己是个勉励，迄今不能忘怀。

周一良先生在荷兰莱顿

接着，周先生问了我外语掌握的情况，我说自己学的是英语，现在正在学日语。周先生语重心长地讲：“数把钝刀子，不如一把快刀子。”他的意思是：你的年龄已经不轻，最好把一门外语掌握熟练，而不要学了几门外语，可是哪一种外语都不顶用。现在回想起来，周先生的看法很实际，他完全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年届而立之年才回到学校念书，又学的是中国古代史，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与年轻人相比，还是实际点为好。自己后来的成长也顺应了周先生的教诲。

1988 年我通过了出国英语考试，1991年1月15日第一次踏出国门，到荷兰莱顿大学进修。也就是在荷兰莱顿的时候，我渡过了几天与周先生愉快相处的日子。1991年4月8日（星期一）周一良先生参加由莱顿大学汉学院许理和教授（professor erik zürcher）主持编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宗教百科全书编辑会议来的荷兰，下午我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希浦尔国际机场（schiphol airport）迎接周先生。17：55 分周先生推着行李车从出口走出来，已经是70高龄的老人了，眼神还是那么神采奕奕，走路还是很健朗，话语还是不多，嘴角带着微笑只说了一句“你来接我啦！”。我们搭乘火车从机场到莱顿，安顿周先生住下。周先生说会议只有两天半，剩下两天约我来旅馆陪他在城里逛一逛。第三天下午我到莱顿大学汉学院，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董正华老师适时也在莱顿大学进修，我们一起陪周先生沿着莱顿老城的护城河岸边走边叙，并摄影留念。

周一良先生与董正华、李孝聪在莱顿汉学院门口

再一天我陪周先生去看莱顿城的起源地：新、老莱茵河交汇处的城堡和山丘下的大教堂。周先生毫不费力地走上山丘，在城堡上面俯视全城，问我莱顿城起源和发展的缘由。想来先生是在考核我此番留学荷兰，是否真的有些收获。我知道周先生和恩师邓广铭教授、业师侯仁之教授都是好友，回国后邓、侯二师必定会向周先生问起我在国外的表现，因此我对周先生的提问当然要倾全力回答，以表现自己来荷兰的三个月“学业有成”。周先生依然话语不多，亦不做评论。走下山丘，我们漫步在莱顿城的运河边，已近中午，先生说这两天吃了不少西餐，我们就别再吃正餐了，不如吃冰淇淋。先生既然对冷食有如此兴趣，我们索性就坐在河边露天咖啡馆的椅子上大吃冰淇淋。周先生说厦门大学的韩振华先生也在莱顿，与他同住一个旅馆，要不要见见。我知道韩振华先生是研治中外关系史的大师，尤其对南海问题有精深的研究，能够由周先生引荐可是求之不得的幸事。于是简餐之后，陪周先生回旅馆拜见韩振华先生，向他请教历代南海地名、岛屿归属以及越南陶维英著《越南历代疆域》书中的问题，那一次是我初涉南海历史地理。本来周先生想约我和韩振华夫妇第二天一起吃晚饭，结果我听差了，以为是他们要在一起吃饭，就没有去。事后周先生埋怨我那么好的谈话机会竟然错过。我也挺后悔，因为韩振华先生回国不久就去世了。

周一良先生与李孝聪在莱顿城堡

周一良先生与李孝聪在莱顿街头吃冰淇淋

周先生在莱顿的工作结束，转道纽约回国。没想到一个月以后，我竟然收到周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还夹了两张照片。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孝聪同志：

莱登之行承机场接送，并导游照顾，至为感谢！我四月十四日14:00从amsterdam 起飞，七小时横渡大西洋，21:00抵纽约。因得小女全家从南方来团聚，多住了一周，于四月廿七日离纽，由我儿子开车赴加拿大大瀑布一游。四十多年前由美返国时，曾携此子在美境内瞻望瀑布，此次从加境欣赏，更为壮观。二十九日自 toronto 飞沪，太平洋十二小时。此生得穿三峡，复游大瀑布，于愿足矣。照片二张，寄上作纪念。韩先生处因为地址不准确，信及照片乞代转。你所摄照片印出后亦希惠赐一二！返京后已与令尊通话报告一切，邓先生及万仓同志处均已代为问好。不一一，即致，敬礼！

一良

一九九一、五、五。

周先生信中提到的“韩先生”，即厦门大学教授韩振华先生，当时在荷兰莱顿大学访问；“邓先生及万仓同志”指时任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的邓广铭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委书记张万仓同志，他们都是我的领导，而且关心我在国外的学习。这封信虽短，却在字里行间洋溢着周先生环球越洋之行的快感，表达出对学生的关怀。

1991 年 5 月 5 日周一良先生从北京写给正在荷兰莱顿大学的李孝聪的信札

最让我感念周一良先生的事情是周先生始终惦念着他授业过的学生们。1995年 6 月，周先生经多年周折，终获乔迁，特地请阎步克、荣新江、王小甫、陈苏镇、张帆和我等几位老师去家里挑书。一进门，周先生指着书架上一套谭其骧先生主编的《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七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对我说：“那是专门留给你的书，与地理有关”。在这套书第一册的扉页上，有周先生用钢笔写的手书：“一九九三年四月，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书祝我八十岁。时季龙兄下世已逾半年矣。一良记于燕东园”。我手捧着这套先生特意转送给我的书，百感交集。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三泰斗之一，在这套书里不仅凝聚了周一良、谭其骧两位老一辈学者自求学时代就建立起的情谊，也蕴含着老一辈学者对后生术业成长的细微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