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英：投身预防保健 助力生命绽放-凯发k8一触即发

人物简介：严仁英（1913.11.26-2017.4.16），出生于天津，1940年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博士学位。1951年12月加入九三学社，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北京大学医学部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名誉主任，北大医院名誉院长，北大“蔡元培奖”获得者，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曾任九三学社中央第六至八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

2008年严仁英95岁寿辰，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曾赞誉她是“中华知识分子典范，我国围产保健之母”。在一个世纪的人生路上，严仁英用她的一片医者仁心，守护了我国千万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帮助更多生命粲然绽放。她见证了北大医院的成立、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见证并实现了共和国围产医学的成立。

严仁英

从懵懂少女到正式求医

严仁英出生于民国初年，6岁丧父，随寡母和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大家庭中。其祖父严修是我国近代教育先驱，南开大学的奠基人、周恩来总理的伯乐与恩师。由于祖父在家中办有幼儿园和小学，严仁英未出家门就完成了早期教育。她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后来在南开女中也是品学兼优、乐群活泼，善与他人合作。

严仁英在回忆读书生活时曾说：“在南开学习得轻松活泼，没费什么劲儿，从来没有死啃书，就能牢固掌握，这都得益于优秀的老师……南开教育我一辈子都热爱群体，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能与别人团结合作，这样我才能干成许多事情。”

家里没有人搞医，严仁英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后来听从母亲建议，她去清华读了生物。老师们知道严仁英想学医，允许她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经过5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学习，1940年夏，严仁英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她始终以过人的天赋，迈着轻松的步伐，追逐她的梦想。后来，她被介绍到由我国妇幼事业先驱杨崇瑞创办的第一助产学校的附属产院工作和学习，从此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全新领域渐渐走进严仁英的视野，她开启了妇幼保健之路。

严仁英

严仁英有一个令人艳羡的家庭，伉俪情深，共同奋斗，夫妻二人被称为“杏林双彦”。王光超（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是严仁英的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实习时的一次急诊经历给严仁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2年，二人喜结连理，婚后，严仁英辞去工作和丈夫在家开业。在北平不断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刻，夫妻二人将私人诊所作为革命根据地药品输送站，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送医疗物资。

艰难探索：围产保健之母

在严仁英看来，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同时也是苦涩的幸福。毕业后，她选择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师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不分昼夜……”林教授是她心中的楷模恩师，我国历史上第一本妇产科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也在她们的共同付出下正式创刊。

20世纪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外阴门诊，开创了国内妇产科门诊领域的先河。在那个计划生育全靠人工手术流产的年代，严仁英积极探索药流，进行非手术终止妊娠的研究，她是我国药物流产技术最初的先行者，并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造福广大女性。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预防保健，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严仁英说：“50年代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期间，我就开始意识到，在未感觉有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对于那些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子宫颈癌患者，我们则一筹莫展，那副惨状，真令人痛心。”严仁英是医学模式转变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她革了临床医学的命。

同时期，严仁英赴美访问，亲自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回国后创建了北大医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而后完成了三件大事：“挂牌子”“搞培训”“出本书”。严仁英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决定仍倍感欣慰，因为“临床医学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保健则可以造福一群人”。围产保健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日益茁壮。

上世纪80年代，七旬高龄的严仁英明确自己尚有三大心愿要完成，要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三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15.13‰，降低到1997年的10.93‰，大约每隔3年下降10%。严仁英愿望的实现，是我国围产医学向前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围产医学和围产保健工作很快在我国城市和农村蓬勃发展起来。

“急脾气”的医生

身边的人评价严仁英：她是一个“急脾气”，急到走出医院主动给人家“看病”，急到亲自深入群众中调查“来不及”看病的患者。她生活简朴却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她为奔赴“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捐款购买降温设备，又慷慨解囊为地震灾区的重建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直到她90多岁高龄时，只要身体允许，每周仍坚持上两个半天的班。正是这样一位“爱着急”的女子，扛起了我国妇幼保健和围产医学的大旗，撑起了我国妇幼保健的一片天。

1948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留学深造时，严仁英看清了资本主义“自由”表象下的虚伪嘴脸。1949年，新中国成立，严仁英回国，回国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给妓女查体。严仁英本想把这项工作当作行善，可结果却很受教育：“自己最初对妓女的印象是片面的，她们之中很多人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以才走上这条路的。”她的真诚感动了妓女教养院的学员，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位儒雅、气质脱俗又有些雷厉风行的女医生。

即使身处逆境，严仁英也坦然面对。“文化大革命”中，严仁英被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于是年逾半百一心为社会主义祖国医疗事业作贡献的“严主任”被贬为清洁卫生员“老严”，负责清洁厕所。当时的严仁英正患甲亢，人又黑又瘦，同事们开玩笑地叫她“甘地”，有不少病人就是在厕所里向这位“圣雄”求医的。1979年，德高望重的严仁英全票当选为北大医院的院长，她对所有当年曾经造过自己反的人既往不咎，令全院敬佩。这是北大人的气度，是大家风范，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佳体现。

面对神圣使命，严仁英勇于担当，访问西北，甘于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抗美援朝，揭露细菌战罪行；作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多次出席国际会议，是外交榜样，是我国妇女的优秀“样板儿”。

严仁英

1965年，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下乡办学：一边办学习班，一边治疗妇女病。那段经历，让她切身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妇女们遇到非意愿妊娠时所面临的危险和采取的冒险行为；为产妇接生，土剪子是唯一的工具，有点知识的还先烧一烧，所以产妇的死亡率特别高；那时的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

1990年，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3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卓越贡献：桃李天下，薪火相传

在半个多世纪为中国医学拼搏奉献的工作中，严仁英是一名桃李满天下的知名教育医学家，深受同学们爱戴。严仁英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在北京远郊密云县培养的“半农半医”学生，大都成了当地的医疗骨干，这么做，是为了更需要医生的地方。她创立了妇幼卫生系，并亲自主持修订妇幼卫生专业“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大纲，不断创新，硕果累累，成就了今日北大医院的围产医学。她当了2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带头发出器官捐献倡议，提倡试行安乐死和母婴保健法等提案。

作为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她与日本培养温暖心灵总部携手开展“教与爱”活动，并多次在国际人口会议上介绍我国少生、优生的国策，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充满激情地介绍中国妇幼保健事业的成就。

常有人问严仁英长寿秘诀，她答道：“能吃能睡，没心没肺。”所谓没心没肺，就是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对人友善，能宽容，能合作，就寝时就能心情平定安然入睡。

“在绵延了一个甲子的人生沧桑和命运变幻中，这位老人就像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曾用她的光明照亮了多少人的生命道路，曾用她的炽热温暖了多少母亲、儿童和家庭。”严仁英的学生段得琬如此缅怀她的恩师。严仁英始终情系围产，胸怀妇幼，用一双大手为千万生命建起了爱的港湾。（校报记者门艳晨 整理）

参考资料：

《慈母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的百年记忆》，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1）

《生命，意味着工作每一天——记“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10.4.5）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健康报》（201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