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揆：为国人健康效力
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个人简介：胡传揆（1901—1986）皮肤病性病学家、医学教育家。1927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历任讲师、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1952年12月至1968年8月任北京医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国现代皮肤性病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成功地组织了全国性病防治工作，使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基本消灭了性病，控制了头癣和麻风的流行。
胡传揆
在北大医学部解剖标本厅内，陈列着一副特殊的人体骨骼标本，这幅标本来自于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的老院长胡传揆。
胡传揆在生前立下遗嘱，在自己百年之后捐出遗体，“送学校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供教学用”。胡传揆将自己的一生，甚至连死后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皮肤性病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
立志
胡传揆，字子方，1901年4月1日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北小镇，其父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经常免费为乡亲治病。在父亲“治国致富，治病强民”思想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患病的农民十分同情。12岁离开家乡到武汉读书，他亲眼看到外国的舰船在长江上横冲直撞，洋人在街上耀武扬威，也目睹了许多中国人贫病交加，流浪街头的悲惨境遇，特别是看到那些患有头癣等严重皮肤病的穷人倍受欺侮打骂，深感世道的不平，激起他拯救民众于危难之中的责任感。“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反帝游行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
中学毕业后，他在医学救国思想的支配下，于1919年秋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科，以后又升入本科，在毕业实习中，他发现每天都有很多头癣病患者，特别是梅毒患者就医，看到梅毒给病人带来的痛苦，让他决心从事皮肤病、性病的防治研究。“生活的道路一旦选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决不回头。”选专业时，胡传揆说。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外科等科室的主任，都表示欢迎他到自己的科里工作。然而，胡传揆却选择了皮肤花柳科。1927—1932年，他在协和医院任住院医师、皮肤科医师兼助教。1929年，他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后任该学会北京支会秘书。
1932—1940年，胡传揆两次赴美国留学、考察。在美国进修期间，他进一步研究了梅毒螺旋体中国种的分型，并和外国种进行对比研究。胡传揆还成功地在多种病变组织中找到了梅毒螺旋体，揭示了梅毒螺旋体是近关节结节的病因，并对梅毒螺旋体的病因进行了研究。有关论文也得到了国际会议的好评。
1935年在美国期间，胡传揆加入了美国实验生物学会。学成之后，胡传揆并没有滞留生活条件优越的美国，而是选择将先进的学科和教育理念带回中国，立志以毕生之力为中国患者服务，为推动中国皮肤性病学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回国后，胡传揆继续在北京协和医院供职。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太平洋美军基地，协和医院被据为日军在我国的医学后方基地。1941年，胡传揆不愿为日本侵略军驱使，乃脱离了协和医院，在北京开设了皮肤科诊所。抗战胜利后，应邀出任北平医学院附属医学皮肤花柳科主任、教授。翌年，兼任附属医院院长。1946年，他应邀担任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皮肤花柳科主任、教授。当时美籍教授付瑞士曾邀请他到美国工作，并许以重金，但他婉言谢绝了——“我是中国人。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为国人的健康效力。”
立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政客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中疫病流行。儿童营养不良，患皮肤病及夜盲的儿童很多，其中尤以孤儿院中收容的遗弃儿童发病最多。对此情况，胡传揆深表同情。1930年，他与与协和医院皮肤科主任、美藉教授付瑞士合作发表“维生素甲缺乏皮肤病”一文，证明此病系因当时人民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儿童正在身体发育之期，营养不良影响的临床表现当然会表现在皮肤和眼睛视力不良上面，并对这些儿童予以维生素c治疗，疗效显著。这是全世界第一篇论述维生素a缺乏和皮肤病关系的文章，在丹麦召开的世界第八届皮肤病学术会议上得到高度评价，至今国外出版的皮肤病学上，都引用这篇文章和皮肤病损害图片。
解放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制度，在全国广泛存在。胡传揆虽已年迈、工作繁忙，但仍不辞辛劳，加班加点，参加对妓女的体检，作化验诊断，令大家深为感动。此后卫生部在全国开展了性病防治运动。胡传揆被聘参加卫生部全国性病防治规划工作，他先后前往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农村进行调查和治疗。为巩固成果，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专业性病防治网点。1954年在卫生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由胡传揆兼任所长。
麻风病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是旧中国严重流行的三种传染病之一。20世纪50年代，胡传揆主持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后，把麻风病的防治工作提上了日程。他提出了麻风病防治的基本方针——“积极控制，防止传染”，并决定采取综合措施防治，为控制麻风病的流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几十年来，胡传揆为消灭性病、麻风病、头癣、疥疮，日夜辛劳，深入现场，联系实际。他培养的皮肤性病防治工作者，被分配到全国流行情况严重地区，为消灭传染性皮肤病和性病等疾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64年，胡传揆代表我国皮肤性病工作者在北京国际科学 讨论会上宣读了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基本消灭的报告。到1964年我国医院门诊已经见不到早期梅毒了。医学生上性病学课时也很难看到早期梅毒患者。这样的防治效果可以称为我国医学史上非常难得的成果。
胡传揆医学造诣颇高。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著达80多篇，其中有关皮肤病方面的26篇，梅毒学方面的23篇，内分泌遗传方面的20篇，对皮肤病性病学有创造性贡献的就有13篇。他的《梅毒学》《皮肤病及性病学》《新中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梅毒在世界的传播及在中国的消灭》等专著，都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立人
胡传揆的一生，除了钻研皮肤性病学外，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学教育事业上。1948年，胡传揆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主持教学工作。此后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前协和医院的教授们和骨干医师们陆续转入了北大医院，加强了该校的教学、 医疗和科研队伍，为把北医逐渐发展成一个全国著名的医学院校打下基础。
1953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来，改称北京医学院，胡传揆继续任院长，他为北京医学院新院址和把附属医院由1所增加到6所（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平安医院、口腔医院）倾注了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时期，2所（平安医院、第四医院）撤消，现北京医科大学仍有4所附属医院。在校学生也大量增加，最多的一年达到3600名。
胡传揆认为一个医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员和学生。他主持北医工作以来，多方聘请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或讲学。同时，他坚持教师的队伍要相对稳定，使有经验的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是非常重要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人才是最宝贵的。多年来，北京医科大学还经常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生班，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国学习。如今北京医科大学各专科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胡传揆是新中国皮肤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各地的皮肤专家和领导骨干。
胡传揆是最早担任“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和《中华皮肤科杂志》的主要领导人，任期也最长。这首先是因为他是我国皮肤科学界德高望重、声誉最高、治学严谨的先行者， 还因为他作风朴实、待人诚恳、有善于团结同志的广阔胸怀。他注意尊重同辈，对后辈更是循循善诱。为了繁荣皮肤科的学术活动，提高《中华皮肤科杂志》的学术水平，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广泛团结各地的专家和基层的同志，积极发展组织、交流经验、组稿审稿、加强协作，促进了学会与杂志的壮大成长。他还多次出席国际性的皮肤科的学术会议进行学术报告，介绍我国皮肤科学的成就，热情接待国外学者来华讲学，为我国皮肤科学界的国际交往开辟了途径。
1976年10月19日，也就是胡传揆在大街上突然昏厥摔倒在地的第三天，他亲自书写了遗嘱：“1、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2、凡以我个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医党委补助皮肤科（主要是附属一院）的科研经费……”。
1986年3月17日，胡传揆溘然长逝。他的遗体制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如同他生前站在讲台上讲课一样向着学生。
为了纪念中国医学界、医学教育界，特别是皮肤性病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北京医科大学成立了“胡传揆基金会”，每年奖励皮肤科学界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
（本文根据《健康报》等多家媒体、期刊综合报道，整理者：蒋洪）
参考资料：
2. （选自《健康报》）
3.王光超：缅怀恩师胡传揆 （《中华皮肤科杂志》 2001年6月第34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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