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编者按：北大有着“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两弹一星”到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成功提取青蒿素到联合研制我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北大科技工作者在科学技术领域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科研进展和科技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稀土分离理论及其应用、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等为代表的重大科技成果，持续引领时代进步、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当前北大正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北大新闻网特开设《初心•使命》专栏，讲述老一辈科学家科学报国的故事，以激励北大师生弘扬科学报国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时代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人物简介：周光召，湖南省长沙市人，1929年生，男，中共党员，理论与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1957年赴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1年回国，历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九局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199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执行主席，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协主席，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被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
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世界公认他是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196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7年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
1964年10月16日，沉寂的罗布泊上空升腾起一个巨大的蘑菇状云朵。张爱萍将军拿起电话，向千里之外通宵未眠的周总理报告：中国实现了核爆炸！
这一历史性时刻让全中国人至今难忘。周光召，我国自己培养出的科技精英，从此被历史记住。
学成报国
周光召生于1929年，父亲周凤九曾是湖南大学教授。
高中毕业后，周光召考取清华大学选修班。在选择专业时，他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国日报》总编辑的陈砾对他说：“学物理吧，我们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周光召选择了物理系，并于1951年成为着名物理学家彭桓武的研究生。1952年，全国院系进行调整，周光召转入北京大学，进行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
1957年春，周光召被国家派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高能物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有一次，各国科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时，一位外国教授报告了自己关于相对性粒子自旋问题的研究结果。讨论的时候，周光召说出了相反的意见，那位教授发火了。
此时，周光召并没有辩驳。过后，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一步一步地验证自己的看法，随后写成题为《相对性粒子在反应过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论文，发表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理论和实验物理》上。随后，美国科学家也得出了相似的研究结果。
在莫斯科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周光召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著名的“粒子自旋的螺旋态”理论，又提出弱相互作用的“部分膺失流守恒律”，直接促进了流代数理论的建立。他的名字从此蜚声中外。
1959年9月的一天，周光召知道了苏联撕毁合同的消息，他立即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部分中国专家召集到一起进行讨论：离开外国人的帮助，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研制成原子弹？回答是肯定的。20多人联名请缨：回国参战。
周光召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1960年代初，国内研制原子弹遇到难以逾越的难关。邓稼先把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光召带到了风口浪尖上。
我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因受到当时世界各国都对原子弹理论高度保密的制约，设计上一度陷入了困境。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内部资料是苏联总顾问向我国部长介绍情况的一份口授的极其简要的记录。由于这份资料上的数据有个别错误，在当时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的计算，从而结束了这场争论，让大家确信算不出的原因是由于资料上的误记。
爆炸成功后，有人称赞周光召为此做出重要贡献，他笑着说了这么一段着名的话：“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呼吁改进院士制度
针对一些媒体刊登的前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炮轰院士制度一文，他没有做出解释，只说，当前的院士制度和科技界，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有人这样批判院士制度：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
周光召认为，的确，院士制度需要改进，“现在到处设院士像和院士馆，这实在有点过分，不利于年轻一代在科学上的成长。学术界应该是没有权威意识的，只有在统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才能真正造就人才，实现科技创新。”
在接受其他媒体记者采访时，谈及现在的高考制度，周光召笑言：“如果让我去考大学，我不一定能考上。”
据悉，周光召当年参加高考时，因偏科而被一所大学拒之门外，后被清华大学录取。他说，“我国目前的考试制度，要求考生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才有把握考上较好的大学，这非常难做到。因为有一部分人才是专才，他可能在其他方面有所缺欠。比如爱因斯坦，他读书的时候，曾有几门功课不及格。如果爱因斯坦参加我国高考，也不一定能考上。”
上世纪90年代，一方面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一方面公民科学素质相对滞后。周光召说，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高水平创新人才和领军人才，也需要素质良好、道德高尚、勇于创新的亿万劳动者大军。科技创新与公众的科学素质就好比船和水的关系，水涨才能船高。
周光召表示，“通过科学教育、传播与普及，帮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树立科学思想、培养科学精神、了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提升科学素质，就能够有力地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进程。”
在谈到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时，周光召说，科技工作者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应以撰写科普文章、举办科学讲座、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等多种方式参与到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实践中去。
周光召强调，从事科普工作的同志也要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那种认为“科普是小儿科，没有科研成果的人才去做科普”的观念需要转变。
在周光召的领导下，中国科协建立起了学术年会制度，一年召开一次。年会在各个省市轮流召开，这样不仅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而且在当地掀起了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推动了科学普及工作。科协每年还举办很多科普活动，如“科普大篷车”、农村科技讲座等。仅2004年、2005年的科普日活动，参与群众就达1亿人次，有33万名科普志愿者参加。
在10余年中，周光召亲自赴全国的近百个城市，作科普报告近200场。每到一地，他都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教兴国”方针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地方的工农业生产、科技发展、资源环境治理与保护、人才培养等问题，强调要与时俱进，抓住机遇以求发展。
坚持科学精神
周光召曾对某些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他指出，在“官本位”习气影响下，许多科技工作者热衷于做官，被繁杂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精力，忽视了本职科研工作，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有领导能力的科技人员可以去做官，但做官的前提是必须为科技工作者好好服务，既然做官就不要搞科研，想搞科研就不要去做官。但目前有许多人既做官又搞科研，做官不为大家好好服务，而是利用职务之便，把好多科研经费留在自己所在的研究所里，往往使真正搞科研的人没有科研经费，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发展。”
张玉台回忆说，“1996年5月中国科协大会开过后，我要在科协机关传达会议精神，当我讲到科协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周光召同志为中国科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时，光召同志打断我的话，说以后不要叫主席，还像以前一样，你叫我光召，我叫你玉台。在科协这个地方，要少讲官，还是要讲对科学家的尊重和关心。”
在周光召领导下工作十几年，张玉台感慨地说：“光召同志既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一位胸怀广阔的关心、爱护别人和后辈的长者，同时也是一位很有凝聚力、很有亲和力的领导者。光召同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和高尚的境界，为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也是我国科技界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光召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强调，创新是科学精神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创新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和私利的成分，必须坚持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方法，坚决反对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更不能自甘堕落地弄虚作假，抄袭剽窃，唯利是图。
在《科技导报》2005年第一期，周光召撰写了题为《前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给我们以激励和鞭策》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中国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创业，为科教兴国而呕心沥血的动人事迹。
在文中，周光召呼吁革除当前科技界的陋习，不急于求成，不为名利所惑，放下包袱，解除一切思想上的束缚，定下心来，求真唯实，艰苦奋斗，把自身的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群策群力，使中国科学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使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土地上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
周光召认为，20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物理学的贡献还很少，和我国人口占世界的的比例不相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在当前中国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21世纪，发展中国物理学的重任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今后几代青年的肩上。中国具有世界最多的有为的青年，相信他们一定能够不负众望，自强、自信、自立，在掌握世界最新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世界物理学最重要的新成果，获得一批重要的知识产权，为中国经济打下自主的基础，为中华文化谱写灿烂的篇章。（文/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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