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这种看法基本上代表了人们对金岳霖的印象。
金岳霖生前好友陈公惠记得金先生在国外的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金岳霖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偶遇房东太太，心情可能并不是太好，房东太太是个细心人，她发现了他的脸色有些不愉快的意思，就问他：“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金岳霖就顺水推舟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一溜烟跑到湖边去，这可把房东太太给吓坏了，忙找人来劝他不要想不开，而金岳霖却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没有对哲学和逻辑学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要是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来。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哲学体系几乎不涉及历史和人，他总是热衷于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有时不免给人极其枯燥晦涩的印象。在这个他所构建起来的庞大哲学体系中，金岳霖广泛讨论了时空、因果等“天道”问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上世纪30年代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苦思冥想，在抽象的思想海洋中自得其乐，有时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在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金岳霖也南迁昆明，当时他就住在昆华师范学校（原来学校里的师生都已经遣散下乡了）一幢学生宿舍楼里。金岳霖治学有个习惯，每周不去上课的三天时间，他都埋头于学问，概不见客，这一习惯雷打不动。
1938年9月28日，日本敌机空袭云南，空袭警报拉响后，只有金岳霖因为在书斋里苦读而没有理会，结果几枚炸弹就在金岳霖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也算是金先生命大，当他被炸弹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前后两幢楼已经不复存在，地上一片狼藉，而他竟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金岳霖先生的住所还是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不过由于他的好客，他的天真烂漫，他的朋友在周末总喜欢到他家里来饮茶清谈，使这里成了一个很出名的知识分子沙龙———被熟人戏称为“湖南饭店”，大概是取湖南人的饭馆热火朝天的意思罢了。
每到星期六，他的住所里就热闹非凡，张奚若、陶孟和在这里讲政治，书画好手邓叔存会带上他的一两幅作品来与朋友们共享，金岳霖也比较识趣，不在这里讲他那些“倒朋友胃口”的道、式、能等抽象概念，而总是喜欢把话题引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喜欢的建筑或者文学、书画上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投其所好”而“出此下策”，还是他真的也对建筑很感兴趣，反正在他现存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谈到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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