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揆，医学教育家和皮肤性病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皮肤性病的防治研究和医科大学的教育事业，培养了五代科技人才，为消灭我国的性病、控制头癣和麻风作出了巨大贡献。发现维生素ａ缺乏引起的皮肤病变，对梅毒防治开展了研究。
胡传揆，字子方，１９０１年４月１日（农历２月１２日）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古荆州）纪南城一个小康之家。童年在家乡读书。其父喜读古代医书、钻研医术，虽未正式悬壶行医，但经常免费为亲友和邻里治病，颇受欢迎。他在父亲的“为人者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治国致富，治病强民”的思想和行为的熏陶影响下，立下了做一个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的志向。
１９１３年，胡传揆１２岁，只身一人远离家乡，考入武昌文华中学，这是一所英美基督教合办的学校，管理甚严。在武汉的６年生活，使他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天灾人祸。就在他将毕业的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激情地参加了爱国运动。毕业后，他没像许多同学那样报考外国人掌管的公司、银行等部门，走升官发财之路，而是在他父亲的支持下，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８年学习期间，他发奋读书，做好实验，很受师长们的赏识。１９２７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当时，学校的内科、妇科、外科等科的主任都欢迎他去工作，都被他一一谢绝。幼时、中学时代以及临床实习时所见到的皮肤病人，梅毒、淋病病人的疾苦在他脑际萦回，于是他下决心做一名皮肤性病科医生。
他留在协和医院皮肤科做住院医生后，开始了头癣和梅毒的研究，１９２９年，兼任协和医学校公共卫生系教师的北平市卫生局长也感到梅毒、淋病蔓延的严重危害性，便主动邀请胡传揆提出方案和措施。胡传揆愉快地接受，并且非常认真地拟订方案，提出具体措施。然而他消灭梅毒的美好愿望和努力在当时的中国只能是纸上谈兵。
珍珠港事件后，北京的协和医院被日本军队接管。他拒绝与日本政府合作，自行开诊所为市民治疗皮肤病。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傅瑞士教授——胡传揆的老师——来信邀请他去美从事科学研究，并允诺给他教授头衔和优厚的薪俸及物质待遇。他回信婉言谢绝。他写到：“我是中国人，从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国内条件再差，我也要努力干到底，决心为国人效劳”。他毅然应聘出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花科主任、教授。１９４６年兼该院院长，１９４８年又兼任医学院院长。解放军进入北平前夕，他积极支持和参加护校护院工作。１９５３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来，改称北京医学院，他继续任院长，他为北京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９日，也就是胡传揆在大街上突然昏厥摔倒在地的第三天，他亲自书写了医嘱：“１、遗体不火化，不留骨灰；病理解剖后尽量利用其他组织及骨架，以利教学，２、凡以我个人名字的存款，一律交北医党委补助皮肤科（主要是附属一院）的科研经费……”。从这份医嘱上可以看出胡传揆将自己的一生，甚至连死后都献给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皮肤性病科学和医学教育事业。
他先后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著达８０多篇，其中有关皮肤病方面的２６篇，梅毒学方面的２３篇，内分泌遗传方面的２０篇，对皮肤病性病学有创造性贡献的就有１３篇。他的《梅毒学》、《皮肤病及性病学》、《新中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梅毒在世界的传播及在中国的消灭》等专著，都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７日，胡传揆溘然长逝。他的遗体制成的骨架巍然屹立在北京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如同他生前站在讲台上讲课一样向着学生。
为了纪念中国医学界、医学教育界，特别是皮肤性病科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北京医科大学成立了“胡传揆教授基金会”，每年奖励皮肤科学界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
对皮肤病和性病的研究
２０年代末期，由于连年军阀混战，京津郊县许多人得了一种皮肤病。胡传揆及傅瑞士（ｃ．ｎ．ｆｒａｚｉｅｒ）两人合作研究，发现是缺乏维生素ａ引起的；给予维生素ａ则皮肤病变可消退。于是１９３０年他在丹麦召开的第八届世界皮肤科学会上，宣读了论文《维生素ａ缺乏性皮肤病》。这是全世界第一篇关于维生素ａ缺乏引起皮肤、黏膜病变的论述，受到当时皮肤科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赞扬。其后国外出版的皮肤科学专著，都引用这篇文献和病变形态图、病理变化图。这之后，他还专程赴美讲授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那时，除了性病猖獗外，头癣（包括黄癣、白癣、黑癣），麻风，雅司病对人民的危害也非常严重。为了找出疗效高、价格便宜的药物，他同穆瑞五用醋酸铊进行了研究。这种药物有剧毒，稍一不慎就有致命之虞。为了找到合适的药用量，他们反复用大鼠进行毒性试验，最后终于找出既有疗效又安全的剂量。于是他们选择北京菜市口一家孤儿院为试点，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观察，绝大多数患儿被治愈。１９３２年，他们发表了《用醋酸铊治疗头癣的观察研究》一文。这一疗法一直沿用到灰黄霉素问世。１９４９年以前，麻风患者受病菌侵袭以致肢体残缺不全、面容被毁，为社会所歧视和迫害。他非常同情，铭记在心。他当了皮肤科医生后就开始对麻风杆菌进行研究，并于１９３０年发表论麻风杆菌的文章，他还发现了多种梅毒性病变，例如在肺组织中找到了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他揭示了梅毒螺旋体是近关节结节的病因（１９３２）。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他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期间，分离出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体）中国种，并与外国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观察，有关论文得到了国际会议的好评。此外，他还对包括雅司螺旋体在内的螺旋体，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动物实验，发表了大量论文，刊载于英美等国的杂志上，受到各国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传揆的夙愿有了实现的可能。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提案。１１月２２日晨８时，胡传揆带领北大医院皮花科、妇产科医生赶到“新生妇女收容所”（后改名为妇女教养院）为妇女们检查妇科病、性病。之后他又参与制定治疗方案，对集中的１０００多名妓女给予治疗。在这一工作中，他积极负责，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特长，受到好评。
北京市封闭妓院、消灭性病的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并普及到中小城镇，使早期传染性病毒及其他性病大为减少。１９５０年６月，在卫生部的部署和领导下，他动员北大医院皮肤科３名教师、率领６０名高年级学生，组成暑期抗梅队，深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进行性病调查和防治工作。在这以后，他又积极奔赴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甘肃（卓尼、夏河、东乡等县），以及派人到青海、西康（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对少数聚居的民族进行性病调查、防治、培训当地民族卫生工作人员、建立性病防治网点，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梅毒等性病立下了功勋。１９６４年，中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消灭性病”。
胡传揆早年从事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时，也对雅司病螺旋体进行过观察研究。雅司本来是热带地区流行的一种传染病，在第二次大战后期由日军传到中国东北一带，并且广泛流行。在他和杨国亮教授、于光元教授的通力合作下，经过北京、上海等地皮肤科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于１９５６年彻底消灭了雅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胡传揆深深地体会头癣，尤其是黄癣给病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个别人甚至为此而轻生。因为这种病不但使头发脱落，而黄癣还会散发出恶臭，造成永久性秃疤，使人失去健美容貌。他曾进行研究并找出有效的防治方法。然而，在那个时代，广大农民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若想消灭头癣（黄癣、白癣）根本是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健康，也使胡传揆有了实现愿望的可能。于是，在性病基本消灭，麻风已基本控制的情况下，他又在６０年代初重新开始了头癣的调查研究和防治工作。他探人北京市通县、延庆，江西省南昌、赣州、九江等地，开展头癣的研究。正当他雄心勃勃地培训人员为根治头癣而忘我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被迫停止了工作。但是，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医疗第一线，以一个普通医生的身份，任劳任怨地为病人服务。
１９７６年后，年过古稀的胡传揆仍牢记着周恩来总理生前对新疆黄癣患者的关心，积极投入消灭头癣病的战斗。他提出“消灭头癣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口号，建议卫生部把消灭头癣列入议程。１９７７年２月，在北京召开了六省市（北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新疆）头癣病座谈会，会上制定了治疗方案。会后，他以７５岁高龄亲自率领医疗队奔赴湖北省英山县农村防治头癣。他不顾心脏病及脑供血不全，且曾晕厥过，跋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各个公社。这次共普查３５万人，普查率高达９９．４６％，治疗了１８２１７名患者，治愈率达９９．８６％。前后共用了两个月时间，不仅基本上完成了英山县消灭头癣的任务，还培养了许多皮肤科医务人员，为今后巩固疗效和防治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当地群众无不衷心感激，胡传揆的辛勤工作，老而弥坚的精神和作风，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是值得年轻一代医生学习的。通过这一实践，总结出一套防治头癣的宝贵经验，制定了中西药物结合的治疗方案（即灰黄霉素内服加茵陈酮外用）。湖北省在全省采用此方案，在短期内就治愈５０多万患者。１９７９年，卫生部将湖北省英山县防治头癣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在武汉市召开了现场会，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各地区消灭头癣的工作。到１９８１年为止，全国已治愈头癣２００万以上。胡传揆教授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又把全部精力转用于牛皮癣（银屑病）的研究方面。
１９８２年６月，他应邀赴日本参加国际皮肤科学会第十二届会议，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他计划做好三件事：一是继续对性病、麻风、头癣进行研究，做好扫尾工作；二是培养人才，造就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皮肤科专业科研队伍；三是组织人力、物力对牛皮癣的病因、发病机制及治疗、预防复发进行深入研究，并准备在１０年～２０年内做出成绩。他曾引用英国诗人雪莱的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你自己”表示：“我要在有生之年，为中华医学尽量多作贡献”。然而，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他因脑血栓病而卧床不起，不得不离开他从事６０多年的医疗科研第一线。
医学教育生涯
胡传揆的一生，除了钻研皮肤性病学外，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医学教育事业上。１９５３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医学院从北京大学分出来，改称北京医学院，他继续任院长，他为北京医学院新院址和把附属医院由１所增加到６所（第一附属医院、人民医院、第三附属医院、第四附属医院、平安医院、口腔医院）倾注了大量心血。“文化大革命”时期，２所（平安医院、第四医院）撤消，现北京医科大学仍有４所附属医院。在校学生也大量增加，最多的一年达到３６００名。他认为一个医学院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是教员和学生。他主持北医工作以来，多方聘请有成就的专家教授来校任教或讲学。同时，他坚持教师的队伍要相对稳定，使有经验的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是非常重要的。他深深地感到要提高中国科技水平、实现四化、振兴中华，人才是最宝贵的。多年来，北京医科大学还经常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进修班和研究生班，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国学习。如今北京医科大学各专科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胡传揆是新中国皮肤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培养了许多学生，其中不少人成为各地的皮肤专家和领导骨干。
(医学部宣传部摘自《长城在线》)
简历
１９０１年４月１日 出生于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北小镇。
１９１９年 毕业于武昌文华中学。
１９２７年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３２年 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花柳病科住院医师、助教。
１９２９年 加入中华医学会。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进修。
１９３５年 参加美国实验生物学会，后任该会北京支会秘书。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花柳病科教师。
１９３９年 再次赴美，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进行梅毒螺旋体的实验研究。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 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花柳病学副教授。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开业行医。
１９４５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皮肤花柳科主任、教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北大医院）院长。
１９４８—１９５２年 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
１９５３—１９８１年 任北京医学院院长。
１９５３年 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皮肤科杂志》总编辑。
１９５４年 兼任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
１９５５年 被选为波兰皮肤科学会名誉会员。
１９５６年 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１９８２年 任北京医学院名誉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委员。后改任北京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７日 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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