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王力先生任汉语教研室主任，高名凯先生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王先生全家是９月从广州到北京的，暂住在北大临湖轩。到北大的第二天，我陪同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汉语教研室的筹建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和王先生谈工作，心情不免有些紧张。那天可能是因为刚刚到北大，王先生显得比较兴奋，对汉语教研室相当强的教师阵容十分满意，对未来的发展更显得是充满了信心，使我感到这是一位易于共事的可尊敬的长者。在我们辞别时，王先生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汉语教研室初建时只有８个人，包括魏建功、周祖谟这样的资深教授，大家分别来自不同的学校，学术经历和学术观点很不相同，相互之间的了解也不够，王先生很注意如何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在教研室建立的初期，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和魏建功、周祖谟两位先生一起研究教研室的工作，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１９５５年朱德熙兄从保加利亚讲学归来，王先生听说吕叔湘先生想把他调到语言研究所工作，就急忙找系主任杨晦先生，要学校力争把他留在北大。事后王先生不无得意地对我说："前几天见到吕先生，他说，朱德熙被你们从机场给’抢’去了"在王先生的领导下，汉语教研室一天天发展壮大，编写出了《汉语史稿》、《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等有全国影响的教材，培养出了一批批汉语研究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各高校汉语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王先生从１９５４年来北大直到１９８６年逝世，有３２年的学术生涯是在北大度过的，是王先生的学术高峰时期。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２０卷《王力文集》共收入王先生近４０种专著和几百篇论文，其中大部分都是来北大以后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２年，王先生写出了《汉语史稿》和《中国语言学史》等专著，主编了《古代汉语》，都被公认是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这１２年中，北大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王先生又往往处在运动的风口浪尖，经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如果没有宽广的胸怀和对学术的执著，是很难在这个时期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王先生已是八旬左右的老人，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音史》、《同源字典》等大部头专著和上百篇的论文，这样旺盛的科研精力，不但在语言学界，就是在整个中国学术界，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王先生的研究领域几乎包容了语言学的所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尤为难得的是能够"龙虫并雕"，写出了大量普及性的文章，语言学界能够有如此广阔研究视野的，恐怕只有王先生一人而已。所见所容者大，才能举重若轻，发人之所未发。王先生治学，善于把零散的资料和见解梳理归纳成完整的系统，王先生也常说自己喜欢"搭架子"，对细节问题不大钻牛角尖。从早年的《中国音韵学》到《汉语史稿》、《古代汉语》、《汉语诗律学》，都可以明显看出王先生"搭架子"的功力，这些功力是只有在极其坚实深厚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的。王先生所搭的架子对汉语研究工作的普及和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国内外有许多汉语学家都是从王先生所搭的架子下走进汉语研究这块园地的。
王先生讲话声音不大，语气缓慢平和，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宽容稳健的长者风度。我和他共事３０多年，从没有看到他对人疾言厉色，也从没有见他议论别人的短长，对他不同意的学术见解，也往往是用"期期以为不可"之类的和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王先生非常关心青年一代语言学家的成长，１９５６年秋天，北大汉语专业已经成立两年，一些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已经成长起来，当时语言学刊物很少，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难有发表的机会，王先生就建议由汉语专业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以发表青年人的文章为主，这个建议自然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就办起了《语言学论丛》，王先生还亲自给联系到出版社。到现在《语言学论丛》已经出版了２０多辑，一直是以发表北大青年师生的文章为主，受到国内外语言学界的重视，这里面是包含着当年王先生对青年人的关怀和爱护之情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王先生都被关进了"牛棚"，有一度还在一间屋子里住，亲眼看见他受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迫害，但他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精神始终没有萎靡下去。１９７４年，又掀起了"评法批儒"高潮，为了帮助工人读懂古文，汉语专业一个班的学生和教师到北京齿轮厂，和工人们一起编写一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不久我和王先生也奉命前去参加，在当时的"革命"气氛下，能给我们这样一个重新接触业务的机会，自然是很高兴的事。我和王先生一起带着铺盖到工厂去报了到，被分配同住在三层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睡上下铺。大家吃饭都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到街对面另一家工厂去，为了照顾我们，就让楼下不远的工厂幼儿园食堂单给我们做，我们对此自然十分感激，但每天要在幼儿园吃完饭之后才能给我们做，主食往往已经凉了，食堂大师傅手艺也欠佳，做的菜相当难吃，我们就商量，还不如和大家一起吃饭呢，从此每天要走三次较远的路才能吃上饭，我们住的三层楼楼梯两面都是墙，没有楼梯扶手，王先生每次下楼都是扶着墙慢慢走下来，然后到街对面的工厂去排队买饭吃。有一次，一个工人走过来指着正在排队的王先生问我："他有多大岁数了"我告诉他已经７０多了，这位工人摇了摇头说："这么大岁数，还让他来干什么"我听后竟一阵心酸，他哪知王先生当时的日子已经比前几年好过多了。
北京齿轮厂在北京东南郊，北大在北京西北郊，每星期从工厂回家，要换三次车斜穿过整个北京城区，周末的公共汽车又特别挤，有好几次我们根本就挤不上去，王先生还曾经被挤下车来跌倒，幸而没有受伤。后来遇到车太挤时，我们索性到城里吃过晚饭再回家。工厂里晚上没有活动时，我们也到城里饭馆去，只要是王先生一问我："今天丰泽园乎康乐乎"我就知道王先生想出去解解馋了。１９７５年初，群众运动式的字典编写工作结束，留下少数人到商务印书馆去定稿，这时岑麒祥和戴澧两位老先生也参加了进来，虽然仍旧是周末才能回家，但生活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康乐餐厅就在旁边，我和王先生更是常在下班后去那里，要上两个菜，吃碗过桥面。在那精神受到压抑的艰难日子里，能有这么一点点享受，就是非常难得的了。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虽然在名义上王先生只是编者之一，而且直到１９９３年出版修订版时才出现编者的名字，实际上从开始编写直到完稿，重要的环节都是在王先生直接指导之下完成的。王先生在４０年代就曾经连续写出《理想的字典》和《了一小字典初稿》两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编字典的设想。在他６０年代主编的《古代汉语》里，每单元都列出"常用词"，既有释义，又有例句，正体现出了王先生编写字典的设想，《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就是在《古代汉语》"常用词"的基础上扩展充实编写成的。这部字典之所以受到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选字条比较精当，这和王先生从一开始就参加编写工作密切相关。
我和王先生到工厂时，编写工作刚刚开始不久，王先生被分配到选定词条小组，为选定词条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有时我在深夜醒来，还听见他在和别人讨论一些词条的去留问题。如何确定哪些字属于古代汉语常用字，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凭经验，如果当时没有王先生这样大师级的学者参加，这部字典恐怕很难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１９７５年初到商务印书馆定稿后，工作也很不轻松，分成七八个小组，每组三人，教师、学生、工人各一，体现了当时必须坚持的"三结合"精神。王先生也和大家一样，分配到一个小组工作，但是实际上他的工作要比旁人繁重得多，大家有了问题，都要去向他请教，我和他并不在一个房间工作，每次去他的房间，总见有人围在他桌旁问问题。我担心他太累身体吃不消，劝他可以适当推给别的教师去回答，他摇摇头说："那样不合适，大家常来问我，说明我还有用。前两年想找个人来问我，还找不到呢。"由于王先生付出了比别人繁重得多的工作量，才保证了这部字典的定稿质量。
"有容德乃大"，无论是王先生的学术成就，还是王先生的为人处事，都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当年读书时虽然没能有机会立雪王门，但５０年代以后一直是在王先生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工作，７０年代又成为近邻，来往较多。时值先生百岁诞辰，一些往事又零零星星地浮现在眼前，整理成文，略表对先生景仰和怀念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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