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北大外国语学院叶奕良教授获得伊朗“名人堂”国家级奖励。伊朗“名人堂”是伊朗国内及国外有关机构认可度极高的民间主办的奖项，受到了伊朗政府及企业资助。自举办以来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主要表彰各领域内有重要成就或突出贡献的学者，旨在弘扬伊朗民族文化，鼓励知识分子。至今共有包括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叶奕良教授在内的4名非伊朗籍学者因对伊朗文化弘扬有杰出贡献而获该奖。新闻网记者于2005年11月对得奖归来的叶弈良教授进行了专访。
“不好意思，久等了。我刚去了图书馆，把自己手里的一些资料交给他们，让大家都看看总比放在我一个人这有用。”这是见面后精神矍铄的叶奕良教授说的第一句话，给笔者一种感动。“为他人搭桥铺路”已成为叶教授的一种行为准则。谈到近期在伊朗名人堂获的奖项，著作等身的叶老则一再谦虚地说“我学问做得不好，也没干什么大事，只是做了一些铺路性质的工作。”对于得奖本身的意义，叶教授认为是对中国伊朗文化方面研究的一种肯定，对为此付出心血的知识分子劳动的肯定。
临时受命给陈毅元帅作翻译
叶教授因何与波斯语结缘？说起来却并非出于自己的兴趣。
叶奕良教授50年代就读于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后未及分配工作，便在周总理的指示下被中央派到阿富汗学习普什图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派往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没有一点当地语言的基础，他当时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但就在叶奕良刻苦钻研普什图语逐步入门时，外交部突然命令叶先生改学波斯语，并指明1958年8月陈毅元帅访问阿富汗时将由他担任生活翻译，当时是1958年4月。
“就三个多月，从零开始，当时着急啊！那有什么办法，上面布置的任务就得完成，硬着头皮学呗。”就这样，叶奕良走上了“不归路”。
可是当时阿富汗的学习条件并不好，老师上课经常迟到，两个小时的课有的竟然能迟到一个半小时，有的甚至缺席。叶奕良无所谓，“过半个小时老师不来，我就不等了，逛街去。”此逛街非彼逛街也，年轻的叶奕良走在街上，注意的是各种波斯语标识及指示牌，不懂就看旁边的英文，明白了再记住。平常生活中的点滴积累使叶奕良的波斯语水平飞速提高。
不仅如此，好奇心旺盛的他还注意观察平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有用细节，日复一日，几乎成了“阿富汗通”。在陈毅元帅飞赴阿富汗的专机上，叶奕良把阿富汗王室各成员的关系、背景甚至感情亲疏讲得头头是道，元帅笑道“你还很了解嘛！”
处处挂名的“神秘”人物
出色完成了陈毅元帅出访阿富汗的翻译任务后，叶奕良便与翻译工作结下十几年的缘分。因为外交部工作需要，计划中四年的海外居住时间被延长至七年，七年除有一次因公务回国做短暂停留外，全部待在阿富汗。这期间曾担任过刘少奇、周恩来等多位领导人访问阿富汗时的翻译。
但作为高教部派出的留学生，总得回来“交差”，由此高教部与外交部起了争执。两部委最后达成协议：叶奕良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但若外交部有任务则需立即前往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
之后的十几年，叶奕良虽在北大任教，但不时会接到各种翻译任务。在那个人们普遍着装简朴的年代，隔三差五穿得西装笔挺且有专车接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和另眼相看。而在各种场合拥有不同头衔，更是让不明就里的外国人疑惑重重。“一会是农业部，一会是石油部，还当过亚运村村长秘书！”叶老爽朗地笑着，“他们还想，‘这人是不是克格勃啊’！”
就是这样一种身份，在文革期间竟成了叶奕良的护身符。因为随时可能被外交部安排随行出访，叶弈良并未被红卫兵纠缠。虽然因曾随刘少奇出访商议边界问题而被冠以“卖国”的罪名，但有高层作保的叶奕良最终得以幸免，化险为夷。“首长们现在还叫我‘小叶’，七十多了还是‘小叶’！”叶老似乎有种梦回当年的感觉。
性情中人 忧世情怀
多年参与重大社会活动，让叶老对政治有了剪不断的情愫，他给人的感觉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做学问的教授，在谈话中总是不自觉的透露出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中国也应该设立像名人堂这么一种奖项，给正在劳动的知识分子一种肯定。不要总是等人都死了才想起来他（她）怎么怎么好，有什么什么贡献，人都听不见看不见了，这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认为每个老师都要带课或者写论文，各人有各人的优势。哈佛就有‘高级讲师’，他们可能写论文不行，但课讲得非常的好。强行要求所有人都代课或者发论文只能让他们疲于补自己的弱项，而不能使他们的强项得到更好的发挥。”
……对于自己工作的评价，叶教授十分谦虚：“后来译的那几本书就是应景了，有些东西是碍于面子奉命行事，没什么意思。”然而，对后辈们突出的工作成绩，他却充满了自豪与欣慰：“我们的古代文明研究是很好的，涉及的方面也很广，至少在全国是第一。就是全世界，我还没有发现有我们这么全面的。而且都是一些中青年的教师在研究，很有潜力！”。
俯首甘为孺子牛
叶教授频频表示：“我没有做什么，研究得很杂，不精。但是希望后辈们能把研究继续下去，把牌子打出去。”但是，虽然已退休多年，七十岁的叶教授仍不遗余力的组织着伊朗文化研究方面的各项工作。
“我们已经举办了三次会议，出了三本论文集，接下来还要继续做下去。”国内研究伊朗学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二十四史中关于邻国的记载，是西方学者及伊朗国内学者不可得的宝贵资料。叶教授有感于此，数年前便萌生了举办“伊朗学在中国”研讨会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叶老靠自己的声望聚集起一批波斯语、历史学等方面的精英学者，在会议上拿出论文共同研讨。因为研究伊朗学的论文很难发表，此会议对伊朗学研究的促进意义不可小觑。三册《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引起了国外资深专家的浓厚兴趣。
但是由于论文只有英文简介，正文全部是中文书写，因此交流起来很不方便。叶老的下一步计划便是印出英文版的论文集。论文的译制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在与出版社联系协商，正式出版指日可待。“会议还要办下去，但是以后我可能就不参与了，交给年轻人来主持。他们需要锻炼，以后就靠他们了。”
叶奕良教授一直不遗余力为北大做波斯及伊朗文化方面的研究创造着更好的条件。担任系主任时，叶教授经与伊朗方面多次交涉，终于在外院建成了第一个合资的资料室。编纂《波斯语汉语词典》，翻译《伊朗通史》……这些著作为后来者研究伊朗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正如他自己所言，“搭桥铺路”是他半生坚持的工作。
归去来兮 淡定从容
年逾古稀的叶老，日感精力不足，且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不时影响工作。他曾对老伴说，现在最想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谁都找不到，自己住着。“他们说会有失落感，我说‘我不失落，要是真觉得寂寞了再回来嘛！’”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
但是他明白，现在还有很多的工作等他完成，还不到退隐的时候。就是在退休后，叶老还挑起了由季羡林先生主持的《东方文化集成》的副总主编的担子。
他将继续努力做下去，而他也希望后辈会逐步成长起来，助他完成“归去来兮”的夙愿。
附：叶奕良简历
叶奕良，男，北京大学教授。生于1936年3月27日。1957年7 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1957年10月至1961年2月在阿富汗喀布尔大波斯语文学系学习，1961年起在中国外交部工作。1964年起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至今，主要研究方向是伊朗研究。 曾发表《古代中国和伊朗的友好交往》、《“丝绸之路”丰硕之果》、《元史中质孙服之辨考》、“friendly intercourses between china and iraninthe ancient time”等文，主编过商务印书馆版的《波斯语汉语词典》和《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
附：叶奕良获得奖项:
代表性著作《波斯语汉语词典》所得奖励：
1986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文科）著作一等奖；1987年获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1995年获首届辞书奖二等奖；
其他奖励:
2000年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授予波斯语言文学突出贡献奖；2005年获伊朗驻华大使、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主席玛赫穆德·穆罕默迪·阿拉基授予伊朗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终身成就奖”，同年获德黑兰大学校长列查·法拉治·达纳授予德黑兰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奖章，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波斯语言文学研究分会“杰出贡献奖” 。
编辑：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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